第三，中國以極為有利的姿態挺進全球市場。在1978年以后，中國憑借其龐大、健康、優質且與全球相比都相對廉價的勞動力資源，為全球市場提供工業制成品。此外，中國國內巨大的市場賦予中國吸引外國投資的獨有優勢，借此中國可以在與跨國公司的博弈中求得更有利于國內經濟發展的條款。

　　第四，國家在1978年以后的經濟增長中也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中國決策者采取了市場結合計劃、公有制結合私有制的漸進式發展道路，選擇了“摸著石頭過河”，而不是國外一些人所提倡的急驟式改革。中國的經濟表現與任何受新自由主義左右的轉型國家相比，都能顯示中國發展道路的智慧之處。對這場長達三十多年的持續增長，中國改革開放之后的一系列具體政策也作出了重要貢獻。如下政策即最好例證。

　　(1)中國對包括交通運輸、能源、通信在內的基礎設施保持了較高的公共投資水平，這為經濟快速增長提供了堅實基礎。

　　(2)國家控制金融部門，包括國資對于主要銀行的控制，使得國家能夠將信貸導向有利于發展的部門，避免了西方發達國家無管制金融系統所頭痛的“不穩定問題”(instability)。

　　(3)國家對于貿易和資本流動的管制也對經濟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這就大大避免了投機金融資本的流入，而使得流入中國的國際直接投資受制于發展條款，在諸如技術轉移等方面必須對中國發展有所增益。

　　(4)國家對教育和科研進行了巨額投資。

　　(5)對于城市發展的管控，避免了大規模出現的難以管控的貧民窟，同時也避免了隨之而來的社會和經濟問題。

　　(6)國有企業在關鍵行業和部門保持了主導地位，這使得中國能夠在關鍵領域將企業做大做強，在有效服務國內市場的同時，也能參與針對跨國大公司的國際競爭。

　　(7)國家對于總需求量增長(aggregate demand growth)的管控使得持續快速的產出增長成為可能。與新自由主義觀點相反，供應本身本不能帶來需求，而總需求量不僅與短期的宏觀穩定有關，與長期的經濟增長也有莫大關系。例如，當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時，中國能夠迅速加強固定資產投資，以此逆轉國際危機對于國內經濟的下行影響。

　　將私營企業、市場與公有企業、經濟計劃結合能產生獨有優勢，而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歷的長期快速的經濟增長便是這種優勢的一個例證。⑧甚至在資本主義世界，這種混合也被證明是促進經濟發展最有效的途徑。這一點在日本和韓國的發展歷程中可見一斑，同樣采取混合模式，這兩個資本主義國家也經歷了持續、快速的經濟增長。二戰結束后的25年被稱為“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因為這個時期的經濟增長高于此前或此后的任何時期——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時期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都采取了混合經濟的模式。雖然新自由主義者常會忽略這段歷史，而直面這段歷史時就感到不明所以，但如果我們采用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分析方法，這段歷史之所以如此就如預期一般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