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技術“微觀權力”的道德化

　　根據以上分析可知，既然技術的“微觀權力”機制體現在技術對人的認知和行為的居間調節作用上，那么我們就可以有意識地利用這種權力機制來引導和規約人的認知和行為，積極發揮其有利的作用，從而使設計活動變成一種具有倫理意義的實踐。與之相應，設計師也被賦予了一種新的責任，即他們不能只關心技術的實用性和美觀性，而且還要關心技術功能對人的認知和行為所產生的居間調節作用，即技術的倫理性。用維貝克的話說，“如果倫理學是關于人如何行動的，設計師幫助塑造技術調節人的行為的方式，那么設計應該被視作倫理學的一種物化形式(material form)”[19]。

　　針對當前工業設計理念和實踐很少注意技術物的居間調節作用的現狀，維貝克提出了一種“物質美學(material aesthetics)”的設計思路。[20]從設計的角度來看，技術物具有兩方面的效用：一類是實用功能(practical functions)，又稱第一功能；另一類是象征功能(semiotic functions)，又稱第二功能。[21]第一功能是技術物的存在必須具備的基本功能，如衣服的御寒功能、汽車的運輸功能；但是在技術物提供的基本功能之外，還附加有一定的文化意義，如同樣是衣服，有些衣服顯示出“傳統”的風格，而有的則顯示出“前衛”的風格。購買者選擇什么風格的衣服，就彰顯出他/她的審美理念和價值追求，以及他/她試圖成為什么樣的人，或希望別人認為他/她是什么樣的人。此時，衣服是作為一種符號而存在的。維貝克指出，技術物的居間調節功能既不屬于實用功能，也不屬于象征功能，它是實用功能的副產品。[22]因此，要把技術物的這種居間調節作用納入到設計的考慮之中，就必須擴大傳統設計美學的視野。

　　維貝克指出，自從大批量生產(mass production)以來，設計美學已經發生了許多革命性的轉變，首先是工藝美術運動的“師承自然”美學，然后是包豪斯的現代主義機器美學，再后來是波普設計(pop design)的“用完即扔(throw-away)”美學，最后到后現代主義的“生活肖像(lifestyle iconography)”美學。在這種演變進化過程中，技術物的視覺特征越來越為設計人員所重視，這種“視覺主義(visualism)”在后現代設計思潮中體現得尤其明顯，技術物幾乎完全成了體現生活品位和價值追求的手段。維貝克認為，這種以視覺為中心的設計美學理念太過狹隘。他從詞源學的角度重新反思了“美學”的本來面目。英語的美學一詞來自古希臘語aesthesis，意思是“感覺認知(sensory perception)”。[23]可見，美學的原初含義不是專指視覺上的聯系，而是一種廣義的感覺聯系，其中還包括聽覺的、觸覺的、嗅覺的、味覺的聯系。在某些技術物的使用中，觸覺聯系的重要性并不亞于視覺聯系，如沙發的柔軟性、衣服的舒適度等。從技術物與藝術品的區別的角度來看，海德格爾說，技術物是介于自然物和藝術品之間的一種存在形式，不能把它等同于藝術品，因為它不全部是用來觀賞的，而必須具有實用性。因此，工業設計不能像藝術品的設計那樣僅僅關注技術物的視覺特征，應該把工業設計理念從單一“視覺”層面拓展到廣義的“感覺”層面。

　　維貝克以環境保護方面的實踐為例解釋了“物質美學”的設計思路。他指出，在解決環境問題的各種努力上，人們要么去設計和發明無污染的清潔技術，要么通過宣傳和教育來引導人們養成環保的行為或生活方式，而很少對這兩個方面進行綜合的考慮。這種“雙軌制(two-track)”策略是極為低效的。第一，單純地關注設計和發明清潔技術本身會導致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甚至會抵消技術本身的優勢。例如，節能燈的出現大大降低了對電能的消耗，但是，正因為耗電量的降低，平均照明時間也比以前延長了，并且許多家庭把原來不需要照明的地方也裝上了節能燈，這樣，節能燈的發明不但沒有起到節約電能的效果，反而助長了電能的消費。[24]這種效應被杰文斯(W.S.Jevons)稱為“反彈效應(rebound effect)”或者“杰文斯悖論(Jevons paradox)”。第二，只注意從宣傳和教育的角度來引導人們養成一種環保習慣的效果也不是很明顯，很多宣傳形同虛設。因此，要想實現環境保護的目的，很有必要把這兩個方面統一起來，既注意技術本身的環境保護作用，又注意到技術會對行為產生的結果，把人的行為反應也考慮到設計的環節之中。[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