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句吳”出自吳地春秋時期的方言,正統(tǒng)文獻多言“吳”而不言“句吳”,與吳國金文所見形成鮮明對比。在此之前,葉文憲、殷偉仁等學(xué)者將“句”理解作勾畫,劉建國將“句”理解為句國。諸如此類的看法,正如倪文將“句”理解作“曲”一樣,均為忽視古越語特點的望文生義。

　　“先吳”與“曲而從之”辨析

　　倪文表示,之所以將“句吳”之“句”理解為“曲”,主要源于他對《史記·吳太伯世家》的“文本細讀”,由此引申出所謂“先吳”和“曲而從之”的理解。筆者對此試作辨析。

　　倪文認為,“句吳”之“吳”基于“先吳”,“先吳”在泰伯之前已存在;司馬遷言“太伯之奔荊蠻”,而不言“泰伯之奔吳”,是因為他認為泰伯之前沒有“吳”,這與事實不符。上述說法似有商討空間。吳國君主系姬姓,屬于周人支系,這一點殆無疑義。諸如《左傳》《國語》等先秦典籍以及魯襄公、孔子、周敬王等人,均承認吳國王室為姬姓。1954年出土的宜侯夨簋,說明周王室確在吳地封建諸侯國。至于“吳”這一國號的來源,或以為吳國先祖受封于江南時始得此名號,或以為在陜西存在“西吳”,江南之“吳”系其分化,尚存較大爭議。如果說吳國祖先到達江南之前已有“吳”,證據(jù)似乎更不充分。

　　倪文認為,環(huán)太湖流域馬家浜文化、崧澤文化、良渚文化等考古發(fā)現(xiàn),說明“蘇州一帶‘先吳’文化遠早于泰伯、仲雍,可以表征‘先吳’族群早已存在”。實際上,吳地的族群經(jīng)歷過較大變動,如良渚文化盛極而衰,此后寧鎮(zhèn)地區(qū)的點將臺文化、湖熟文化等依次登場。環(huán)太湖流域則有錢山漾文化、廣富林文化等不斷嬗替,與良渚文化沒有直接關(guān)系。可以確定,吳國建國后,其主體民族與統(tǒng)治者迥異。按照《史記》說法,吳地土著是“荊蠻”。此外,曾昭燏、尹煥章指出,當(dāng)?shù)鼐用窦葱U夷,衛(wèi)聚賢以為是苗人,董楚平認為是淮夷,更多學(xué)者主張吳國的子民與越國同族。“荊蠻”之說近來得到分子人類學(xué)研究成果的支持,或許更近事實。所謂“先吳”純粹出于想象,考古學(xué)、分子人類學(xué)等方面的線索對“先吳”的說法都是不利的。總之,說“先吳”在泰伯之前已存在,證據(jù)不充分,《史記》“太伯之奔荊蠻”的記載更嚴謹。

　　倪文認為,“所謂‘句吳’,在表示泰伯、仲雍對吳地族群‘曲而從之’(即歸而改從當(dāng)?shù)厥献?意思的同時,還標(biāo)明自己是非正宗‘吳人’”。但是,“句”不能理解作“曲”,吳國立國之前也無所謂“吳人”,“曲而從之”無從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