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博丹絕對主權論的主要理論資源也來源于對羅馬法的直接引用。“正如羅馬法所規定的：人民已將全部的權力讓渡給了皇帝”；“根據羅馬法，主權者不論讓渡于他人的權力(威)有多少，其地位總是排他性的，不受這些權力的管轄，他絕不會授出他再也不能控制的權力。他行使支配權時絕不受到任何阻攔，在行使專斷的確認權時也應如此”。(28)僅在李衛海從英文摘譯本翻譯的《主權論》一書中，據筆者的不完全統計，博丹在論述絕對主權時，至少有16處引用了羅馬法作為依據。

　　伯爾曼認為，西方不是指古希臘、古羅馬和以色列民族，而是指吸收古希臘、古羅馬和希伯來典籍并以會使原作者感到驚異的方式對它們予以改造的西歐諸民族。(29)這種觀點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夠時常提醒我們，羅馬法對于近現代西方仍然是一種異文化的東西，羅馬不是西方的古代——文化意義上的古代，近現代西方法律也不是羅馬法自然傳承的結果。羅馬法在某種意義上是一種“共同法”，但這種“共同”不是僅僅針對西方人而言的，而是針對整個全人類而言的。

　　法治是西方近現代社會極為重視個人自由和個人權利保護的結果，其本身與古希臘羅馬傳統并沒有多大的關聯，正如哈耶克所說：“現代的個人自由，大體上只能追溯到17世紀的英國……在過去的兩百多年歲月中，個人自由的維護和完善漸漸成了英國的支配性理想，而且英國的自由制度和傳統也已然成了文明世界的示范。”(30)古希臘羅馬與近現代西方法治文明的親緣關系，是伴隨著18世紀以來，西方主要國家相繼確立資本主義法治，為了給這種新生的制度注入更深層次的合法性，而被近代歐洲學者人為建構出來的。

　　西方人自己愿意相信也愿意讓別人相信：只有西方文明具有民主與法治的傳統，比如權力制約的傳統，而且認為這是自古希臘雅典民主制所一脈相承下來的，從古希臘的蘇格拉底、亞里斯多德到古羅馬的西塞羅，再到近代的洛克、孟德斯鳩，中間沒有任何斷裂。大家都有意忽略了或假裝沒有看見這樣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在雅典之后，有羅馬帝國的專制，更有西方中世紀的黑暗時期。西方近代史上法國路易十六的“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亨利一世的“朕即法律”等等這一切都告訴我們，專制并不僅僅是中國的傳統，也曾經是西方的傳統。

　　如果說希臘對歐洲文明的重要性更多地體現在文化和思想層面，被發掘出來作為歐洲的思想和文化之根的話，羅馬對于歐洲的重要性則更多地在于制度和法律，被發掘出來作為歐洲的制度和法律之根。德國學者在這種“發掘”過程中起著先行者的作用，如果說德國人溫克爾曼、赫爾德、洪堡等人是“發現希臘”的重要代表，而以薩維尼為首的歷史法學派則是“發現羅馬”的主力軍。薩維尼畢其一生研究羅馬法，研究羅馬法與德意志的“有機”聯系；而其傳人基爾克則另辟蹊徑，致力于發掘日耳曼傳統中的共同體和社群思想以重建德意志的政治秩序。在這種發掘過程中，古希臘羅馬被貼上了個人主義和自由的標簽，與日耳曼的社群思想相對照。(31)盡管基爾克與薩維尼的路數不同，但他們均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即構建德意志的“民族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