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依據學術理論還是歷史現實，政治解放都沒有權利要求猶太人廢除猶太教、一般人廢除宗教，它只能在國家層面廢除宗教信仰，卻無法杜絕社會層面的宗教信仰。政治解放的限度正是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所揭示的國家與市民社會彼此分裂造成的結果。現代國家是市民社會的異化，通過這種異化，人類社會分裂為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個體的人分裂為公民和私人。作為個體的人，一方面是現實的私人、市民，處于市民組織之中又在現代國家之外，個體的存在以差別和分離為基礎，其獨特的生活方式和存在樣式，是個體的特權；另一方面是現實的國家公民，處于現代國家之中，其身份的獲得需要現實的私人拋掉自身的市民現實性，離開市民社會的組織，成為一個純粹的個體，這一個體性將是國家公民身份的唯一存在。作為公民的個體通過中介——國家得到了解放，他將人的全部無約束性和自由強加在國家之上，從而在政治上從宗教等限制中解放出來，但這是一種抽象、局部的有限解放。因為作為私人的個體在市民社會生活領域中，依然受到宗教、財產資格、出身等因素的約束，在政治解放充分的現代國家中，國家與市民社會、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公民和私人的界限明顯，人類將過上雙重生活：天國的生活和塵世的生活。天國的生活是人在政治共同體中作為社會存在物的生活；塵世的生活是人在市民社會中作為私人活動的生活，“政治國家對市民社會的關系，正像天國對塵世的關系一樣，也是唯靈論的。”②在天國與塵世的沖突關系之中，共同體成員(citoyen)和市民社會成員(bourgeois)的沖突展現在個體身上，就是普通公民、商人和土地占有者等之間的差別，但不是普通公民主導商人、土地占有者等個人，而是后者主導前者。這就如同看似天國(即現代國家)主導塵世(即市民社會)，而實質上現代國家政治生活的建立需要重新承認、恢復和服從市民社會及其要素的統治。馬克思認為，現代國家政治生活總是以各種方式壓制市民社會及其要素，但現代國家政治生活只有同自身的生活所面臨的環境發生尖銳矛盾并不斷革命才能實現對市民社會的壓制。因此，現代國家政治生活的建立“必然要以宗教、私有財產和市民社會一切要素的恢復而告終”。③在政治解放完成了的地方，人被分為公人和私人，宗教從公共領域被驅逐到私人領域中，但人對宗教的篤誠沒有消除。政治解放雖然在國家層面廢除了宗教、私有財產，使得種族、等級、職業、教育程度等因素不再具有政治上的區分，規定了作為公民的個體之間的平等，而宗教、私有財產、出身、等級、教育程度、職業和種族等因素依然發揮作用，并具有主導現代國家的作用。現代國家雖然宣告了每一個成員都是人民主權國家的平等享有者，然而，在市民社會領域或私人的物質生活關系領域，國家并沒有真正消除教育程度、職業、種族等差異，而是以這種差異為根據使自身得以存在。馬克思認為，法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只是使資產階級獲得政權，但國家的政治形式總是只為一部分富人服務，社會各階級的對立也使得政治自由和法律平等成為泡影，一切社會現象——自私自利的、壓迫和非正義的、壓迫與反抗、社會利益同個人利益的分裂——最深刻的根源，并沒有通過政治解放而被鏟除，因為這一根源存在于資本主義所有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