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無論在物權法制定前，還是在物權法通過并實施后，通說一直認為我國民法不承認物權行為理論，也就是說，既不承認物權行為獨立性，也不承認物權行為無因性。④對此，筆者認為，在我國民法繼受德國民法而采物權與債權相區分的整體架構之下，如果要否認物權行為獨立于債權行為，就需要有足夠充分的理由，否則，就可能會造成體系上的逆反。⑤尤其應該看到，我國物權法的一大特點是將善意取得制度統一適用于動產與不動產，從而與德國民法以及我國臺灣地區“民法”主要通過不動產登記的公信力對不動產善意受讓人進行保護存在一定的差異：在德國和我國臺灣地區，不動產登記簿具有絕對公信力，即相對于善意第三人，不動產登記簿記載的權利人被視為真正的權利人，因此，即使登記名義人不是真正權利人，其對標的物的處分也是有權處分而不是無權處分，自然不會影響受讓人依據合法有效的物權合同取得物權；而根據我國《物權法》第106條的規定，在登記名義人與實際權利人不一致時，即使是相對善意受讓人，登記名義人處分標的物的行為也將被認定為無權處分，不動產善意受讓人只有在滿足善意取得之構成要件的情況下，才能獲得物權保護。如此一來，在受讓人不能滿足善意取得制度的構成要件時，不僅不能獲得物權保護，而且還可能面臨無法受到有效合同債權的保護。⑥在此背景下，如何認定無權處分行為的效力，在物權法通過并實施以后，再次成為實務上難以回避的問題。⑦

　　為解決實踐中因“一物多賣”可能引起的問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法釋[2009]5號)第15條規定：“出賣人就同一標的物訂立多重買賣合同，合同均不具有合同法第五十二條規定的無效情形，買受人因不能按照合同約定取得標的物所有權，請求追究出賣人違約責任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據此，在出賣人將標的物所有權移轉給第一買受人后再與第二買受人訂立買賣合同時，買賣合同并不因出賣人欠缺處分權而無效，出賣人應對第二買受人承擔違約責任。⑧但是，對于其他情形下發生的無權處分合同的效力問題，相關司法解釋均沒有涉及，司法實踐仍然面臨困境。為此，《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買賣合同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12]8號)第3條明確規定：“合同訂立時出賣人無權處分合同標的物的事實本身，并不影響合同的效力。前款情形中的出賣人因不能取得標的物的所有權或處分權致使標的物所有權不能轉移，買受人要求出賣人承擔違約責任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買受人要求解除合同并主張損害賠償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

　　上述司法解釋的通過并實施，旨在全面解決無權處分規則帶來的問題，然而問題隨之而來：其一，上述司法解釋的通過是否意味著我國民法廢除了《合同法》第51條所確立的無權處分規則？其二，上述司法解釋的通過，是否意味著我國民法必然承認物權行為與債權行為的區分？在不承認物權行為獨立于債權行為的理論背景下，上述司法解釋是否仍有成立的理論基礎？值得我們反思的問題是：在現行法的框架下，除了以物權行為理論來合理化無權處分規則外，是否還有其他途徑解決無權處分規則帶來的問題？本文即試圖以不承認物權行為獨立性為理論前提，以出賣他人之物為基本線索，再次探討無權處分所訂買賣合同的效力，旨在正當化《合同法》第51條關于無權處分之規定的同時，也為上述司法解釋的規定提供相應的理論支持，以求教于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