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荀子·正名》關于“言盡意”主張還表現在其對“君子之言”的論述中。他說：“君子之言，涉然而精，俛然而類，差差然而齊。彼正其名，當其辭，以務白其志義者也。彼名辭也者，志義之使也，足以相通則舍之矣。……故名足以指實，辭足以見極，則舍之矣。外是者謂之讱。”此處，“舍”是止之意，非棄也。他認為理想的“君子之言”特征是“精”、“類”、“齊”，即既精細入微而又有高度概括性與統一性的，其名正、辭當，且能白其志義。在他看來，言(名辭)的功能就在于表達意(志義)，足以指實、達意就算達到人們使用言(辭)的目的了。他連用三個“足以”，充分顯示他對言辭足以“白志義”、傳意旨的信念，說明語言是能夠充分表達思想的，反映了荀子“言盡意”的言意觀。值得注意的是，像維特根斯坦、蒯因這樣的西方哲學家反復發揮、論述、強調的正是與荀子類似的觀點：思想就是由語言所表達的思想，離開語言表達就沒有任何思想，由此要保證思想具有公共性，即可交流性和可理解性。

　　然而，荀子的觀點是辯證的，其在力主“言盡意”論后面，筆鋒一轉：“外是者謂之讱”，“讱”為難以言狀，“讱，難也。過于志義相通之外，則是務為難說耳，君子不用也。”(26)“外是者”即為“志義相通之外”，承認在“言盡意”范圍之外，就難以言說了。說明荀子在言意觀上同時持有“言不盡意”的觀點。另外，他提出“名無固宜”、“名無固實”、“名無固善”的“三無”論，認為名、言與意、實之間并無固定不變，完全對應的關系，一切都取決于“約定俗成”。正因為“名無固宜”、“名無固善”，所以在“白志義”、傳意旨方面，難以盡足。與孔子視“仁”為“讱”一樣，荀子在“足志”之外留出了“讱”的語域，即難言之域、難以盡言之區，不足之處在于，荀子只是說志義相通之外為難言之域，并未具體指明難言之域何在，不象孔孟，實際上把形上哲理問題的探究列為難以言盡之區。在西方哲學中，現代的維特根斯坦關于世界圖像的看法以及他著名的“對于我們不能說的，我們必須保持沉默”的論斷，就很值得我們與荀子“外是者謂之讱”這一哲學論斷進行比較，兩人都看到了我們所使用的語言以及我們的意識的極限的問題(維氏認為包括邏輯語言在內的任何語言都是有限度的，我們只能表達我們能夠表達的東西)。不過兩人不同的是，荀子沒有說明難言之域何在，而維特根斯坦則明確說明了難言之域的具體所指。(27)另外對于不能說的東西是否可以認識這一點，荀子沒有作出回答，而維氏關于“不可說的東西可以顯示的思想”(28)無疑比荀子深刻多了，但如果我們希望兩千年前的荀子的語言哲學能夠達到現代分析哲學的高度，顯然也是苛求古人了。

　　荀子所持的言既可盡意又不可盡意的言意觀，是對中國古代言意觀的兩個傳統(“言盡意”論和“言不盡意”論)的總結和綜合。先秦儒家代表人物從孔子到孟子再到荀子，其言意觀逐步走向成熟，孔子奠定了基礎，孟子作了重要的發展，荀子則將這種發展在語言哲學、邏輯學層次上固定下來。儒家言意觀的基本方面是主張“言盡意”論的，肯定言意之間比較穩固的一致性，承認日常語言在人類生活、交際領域中的表情達意功能；但在言語交流活動的實踐中他們也感受到并發現了在特定狀況下如涉及形上超驗領域時，由于日常語言的局限性、言與意的偏離和不一致所造成的困惑，從而在一定范圍內表示了對“言不盡意”論的某種程度的承認。(29)儒家代表人物的這種言意觀，應當說是比較辯證的，對后世特別是魏晉時期廣泛展開的以“言盡意”論和“言不盡意”論為主題的“言意之辨”產生了重要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