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運》第一部分講“大同”，在中國思想史上影響很大。作為政治理想，“世界大同”“天下為公”，一直為國人所向往，至近代，康有為、孫中山皆舉以為旗幟。文曰：

　　昔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已。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大同”社會，人人相互友愛，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沒有私有財產觀念；沒有盜賊，也沒有刑罰刀兵。首領由推選產生，不是世襲的。故“大同”之世不需要禮，人們也不知道什么是禮。但這樣的時代無奈失去了，社會進至了“小康”。

　　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已，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為已。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于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眾以為殃，是謂小康。

　　“小康”社會產生了“禮”。它的特點：1)王位家族相傳，也就是“世及”，不再是選賢與能，天下為公了。2)財產私有，于是有盜賊掄奪，不能不設立刑政賞罰，以至發生戰爭。故“謀用是作”“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禮義”和謀用、城郭等類似，是鞏固統治、維護私有制的工具。3)具體言之，“禮”是夏、商、周，由“六君子”制作的。“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眾以為殃”。

　　《禮運》贊揚“天下為公”，當以五帝為背景。有如《白虎通》所說：“五帝無有天下之號何？五帝德大能禪，以民為子，成于天下，無為立號也。”(卷一)但《禮運》對“大同”的描述，畫龍點晴地突出了“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這一點，是強烈地有感于“亂世”，與之對比而說的。

　　在“小康”的論述中，它肯定了“禮”的必要性，但和孔子“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之精神大不相同。又稱“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為“六君子”，也和孔子對先王的崇敬態度不同。

　　“以賢勇知，以功為已，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有點類似老子“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的意味。

　　帛書《易之義》說：“《易》之興也，其當紂之末世，周之盛德耶？！”韓非說：“易去古之天子，難去今之縣令。”社會大變化，使人們能以歷史眼光觀察事物，觀察“禮”的沿起和變化，這是思想的一大進步。

　　漢初儒者經歷秦朝變古易常的暴政，又經歷黃老無為、實尚法術引起的種種社會無序和矛盾混亂，強烈要求復古，謹守禮制；同時也以“天下大同”“堯舜禪讓”為政治理想，如《漢書·眭兩夏侯京翼李傳》記眭孟說：“先師董仲舒有言，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漢家堯后，有傳國之運。漢帝宜誰差天下，求索賢人，禪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順天命。”這亦可能是《禮運》將“大同”置于首位的時代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