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文化差異還是古今差異。如果我們將不同的文明社會放入一種現代性的考察之中，那么將發現，在文明的進程之中，即在各種文明社會邁向現代性的過程中，由于所處的階段和時期不同，所以各自具備了一些在特定階段所具有的文化特性。這表明，文化差異的問題與不同文明社會所處的不同歷史時期相關，文化差異問題并不能代表不同文明社會的本質獨特性，而更多地體現了時間性和階段性。這又涉及不同文化體系是否具有自身特定的價值系統的問題，而這些價值系統與物質制度、風俗以及物質基礎是不同的。

　　學界也有人認同文化的價值系統是存在本質差異的，我們可以觀察到，今天“西方文化、希伯來文化、伊斯蘭文化、日本文化、印度文化等都經歷了程度不同的現代變遷而依然保持著它們文化價值的中心系統”，“整體地看，中國的價值系統是經得起現代化以至‘后現代’的挑戰而不至于失去它的存在根據的”。當然，基于文化的歷時性考察，不同的文明社會處于不同的歷史時期和發展階段，會在不同的文化特性基礎上產生不同的理論體系。但是，第一，不同文化體系中的理論是具有歷史延續性和相關性的，而不是完全獨立的和割裂的體系。第二，這些理論其實從屬于更大范疇的理論譜系叢，亦即關于文明社會的現代性理論進程。

　　其三，基于文化還是利益國際關系理論。就中國的現代國家政治發展而言，仍有部分學者認為中國更多是一種文明國家。照此推論，我們若建構中國國際關系理論體系，則不能完全從理性行為體的假定出發，即利益并非中國國際行為的決定性動因，而應揭示中國國際行為及國際關系互動的文化動因。從現實來說，近現代中國國家的發展，是一種從古代文明國家向現代民族國家建制的演進過程，這種國家政治形態轉型尚未結束，所以，我們從現代中國對外關系中能夠觀察到兩種身份的存在及其統一，亦即民族國家和文明國家身份。

　　現代中國國際關系理論也應是基于文化和利益假定之間的一種平衡。基于中國古代經驗的考察，或許較為容易得出文化或文明視角下的中國國際關系理論，但或許我們更需要的是一種“現代的”國際關系理論，因而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的創新并不是一個非此即彼的問題，而是如何綜合考慮文化和利益的二元互動問題。

　　總之，基于對心理文化學基本邏輯前提的考察，筆者認為必須進一步深入思考理論創新的文化基礎。

　　綜上，在新世紀以來的中國國際關系理論創新過程中，心理文化學的引入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心理文化學的論證，應該說，為這種文化本質差異論路徑提供了更為微觀的基礎。我們應鼓勵這種細致的心理文化研究深入下去，為理解中西文化差異以及理論知識生產的差異提供更好的背景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