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類精神世界和文明進展中，倫理與道德似乎更像一對雙胞胎，只是有時像同卵雙胞胎，相似得難以分辨；有時像異卵雙胞胎，雖外貌不同，但卻一胎孕生。但更多時候像一對連體兒，共生互動，不但形影不離，而且息息相通。然而，無論如何，它們又是兩個生命，是兩種具有獨特風情的文化構造。這種狀況，在軸心時代的文明演繹及其經典理論中已經基因性地存在和表達。文明初年倫理與道德關系的本真狀態表現為兩大哲學糾結，在古希臘是亞里士多德“倫理的德性”與“理智的德性”的糾結，在中國是《論語》與《道德經》的糾結。

　　學界共知的事實是，在《尼各馬科倫理學》中，亞里士多德將德性歸結為兩類：倫理的德性與理智的德性。學界已經明了亞里士多德的要義：(1)倫理的德性來自風俗習慣，理智的德性由教導而成，因而需要經驗和時間；(2)因此，理智的德性高于倫理的德性。但是，在關于亞里士多德兩種德性的解讀中，我們往往忽略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即(3)無論倫理還是理智，都指向并詮釋同一個對象：“德性”，因而其中隱含的更深刻的文化意向是，倫理、理智與德性的關系，聚焦于我們的論題，倫理與道德的關系，是一種相互詮釋的交融關系，否則便沒有“倫理的德性”之說。③倫理的德性來自原生的經驗，理智的德性來自次生的經驗，二者都指向并造就德性。然而，不得不承認，日后西方道德哲學的兩大重要走向或哲學上的分道揚鑣在作為其傳統根源的亞里士多德的胚胎中已經基因性地存在：以理智詮釋德性的康德“實踐理性”走向；以倫理詮釋德性的黑格爾“精神”哲學走向。然而最重要的是，在亞里士多德的思想胚胎中，倫理道德原本是一體的。

　　中華民族初年的兩大經典，即《論語》與《道德經》的關系及其文化命運，似乎隱喻了中國文化基因中倫理道德的某種精神本能。如果扼要概括二者的內核，那么《論語》的精髓是“‘倫’語”，《道德經》的精髓是“德—道經”，其內隱含的文明密碼有二：第一，《論語》與《道德經》同時誕生，相當程度上隱喻民族生命源頭中倫理與道德的文化共生；其二，雖然《論語》的取向更似亞里士多德所說的“倫理的德性”，《道德經》更似“理智的德性”，但在倫理與道德的關系方面，二者深藏關于同一性的共同哲學指向。《論語》以“仁”的道德詮釋“禮”的倫理，其著名命題是“克己復禮為仁”，仁的道德的完成是禮的倫理實體的實現，因而是“倫理的德性”。《道德經》的著名命題是“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④?！笆У蓝蟮拢У露笕剩识罅x，失義而后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雹荽蟮朗洌愦呱柿x之德；仁義失落，便需要禮的倫理秩序。顯然，在《論語》與《道德經》中，“仁”的道德與“禮”的倫理具有正相反對的因果關聯。在《論語》中，“禮”的倫理是“仁”的道德建構的結果和標志；在《道德經》中，“禮”的倫理恰恰是“道”之自然與仁義之德性失落的結果。然而只要稍許進行哲學思辨就會發現，二者之間潛在更為深刻的形上層面的同一性：倫理和道德是一體共生、密不可分的，只是在《論語》中是肯定性相關，在《道德經》中是否定性相關。更具意味的是，無論在智慧形態還是哲學境界方面，《道德經》都高于《論語》，雖然兩部經典共同締造了中國人的精神基因，形成中國文化構造中倫理與道德共生互動的兩大結構，然而，在大浪淘沙的歷史選擇中，如果二者擇一，那么不是《道德經》，而是《論語》，成為中國人的第一“圣經”。中國文化對于《論語》和《道德經》的態度，相當程度上表征著對于倫理與道德關系的選擇，隱喻著倫理與道德共生互動中倫理優先的價值取向。因為，《論語》所奠定的就是倫理道德一體，倫理優先的精神哲學形態。⑥兩千多年歷史演進中的儒道互補似乎傳遞一種生命信息：中國人的精神世界，是“倫理道德”，而不是“倫理與道德”，更不是“倫理VS道德”。

　　可見，在人類生命的童年，在原初的精神世界及其智慧形態中，倫理與道德像未被啟蒙的亞當與夏娃，都是上帝這個終極實體的創造物，“你是我的骨中之骨，肉中之肉”；亦似個體生命中“青梅竹馬，兩小無猜”的童稚狀態。啟蒙了，也就異化了。于是，關于倫理與道德的關系，必須進行一次告別和一種回歸。告別三種話語范式：告別二元等同的“倫理‘=’道德”，告別二元鏈接的“倫理‘與’道德”，告別二元斷裂的“倫理‘VS’道德”，開辟和回歸第四話語：即一體共生的“倫理道德”。然而，無論如何，倫理與道德的分離，是一次“走出伊甸園”，告別“兩小無猜”的童真狀態的精神異化，于是，回歸“倫理道德”便是一次漫長而艱難的精神救贖和文化長征，中西方民族，都經過了一個艱苦而痛苦的歷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