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普遍化的道德法則作為人之“是其所是”的價值邏輯，也許早已潛存于人類心靈深處，但作為可踐行和實現的法則卻與現代社會密切關聯。一如黑格爾所說，直到18世紀人的問題才真正成為哲學的頂峰。康德以道德哲學的話語給出的可實踐的道德法則，業已成為政治設計和體制安排的倫理基礎。這個可普遍化的道德法則在現代社會表現為復雜的觀念結構、行動邏輯及其通約關系。如果觀念結構不符合客觀的“是其所是”的邏輯，那么觀念的構造和表述再完美、再華麗，都是不可實踐、不可實現的空中樓閣，只有語言上美的外表而無實踐上的價值；如若觀念是符合“是其所是”的，那就是可實踐的，但觀念的構造卻由于過分主觀化，或由于智力缺陷而使得觀念缺少內在邏輯，未能很好地解決能指與所指的關系，若此，觀念同樣無法轉換成可實踐的行動。于是，與可普遍化的道德法則相關的事項就被分解成三個具體問題：可普遍化的道德法則作為“一”，作為一個原則，如何分解成可實踐的規則、規范、規定、守則，這屬于規范倫理學的對象，即規范類型學；能否構造與“法則”相匹配的政治觀念、制度、體制與行動，這屬于政治倫理學的對象；以各種地位和身份出現的行動者，能否成為一個有理性且能正確推理的觀察者、有理性且能正確選擇的行動者，這屬于公民倫理學的對象。

　　“人是目的而不僅僅是手段”這一道德命題，作為可普遍化法則的質料陳述，必須分解為不同活動領域和不同行動主體之行動規范。在這里，需優先處理的問題是，價值哲學所設定的終極之善與道德哲學所設定的目的之善的關系。在價值哲學的視野中，對每個人格健全和有正當性追求的公民而言，其終極之善無疑是自由和幸福。對個體來說，自由乃是最高價值，是一種精神上的愉悅；令自己生活得以改善和獲得快樂，乃生理和心理需求的滿足。自由與幸福作為于個體而言的終極之善，乃社會發展、人類進步所孜孜以求的目標。但在倫理學或道德哲學中，自由與幸福雖構成行為正當性的基礎，但卻不是正當性本身。在美德倫理學和規范倫理學的討論中，由于常常不能分別正當性基礎和正當性本身，故而不能明了倫理學中最為基礎的也是最為核心的問題：善與正當何者優先的問題。毫無疑問，判定一個行為是否正當，在最為終極的意義上，一定會追問這個正當是向何者而言的，問到極處，必還原為：要么令利益相關者生活得以改善，要么令其愉快。然而這個利益相關者是特殊的，有人稱的，從其特殊的生活狀況和快樂中無法導源出出于每個人而又不止于每個人、而朝向所有人的普遍法則來，于是，對有人稱的某個人有利的，有具體質料可鑒別的，只能是規則，而不是法則。質料構成正當性基礎，法則構成正當性本身。這就是康德為何殫精竭慮去證明，只有出于而不是合于、反乎責任的行為才是道德的。道德和道德的顯然不同，道德的是對行為正當性的證明，而道德則是證明正當與否的根據或標準。只有法則才超出具體而又涵涉具體。在一個只講規則而不講法則的場域中，被踐行的一定不是普遍有效的顯規則，而是那個朝向具體人群的潛規則，這恰恰是不公正社會的終極根源。相似甚或相同的追求雖然為實，但卻在倫理學上不為真，如快樂與幸福、福利與機會。這就是為什么康德堅定不移地不把快樂或幸福作為正當性本身，而把先天實踐法則作為正當性自身的原因。然而，康德為了使他的先天法則保持純粹的先天的(來源)和先驗的(應用)的“氣質”，以致犧牲掉了生活世界的多樣性和復雜性。當我們構造了那個閃耀著普遍性光芒的先天道德法則之后，更為艱苦的工作是去尋找實現這個法則的領域和路徑，恰恰在這個艱苦的探索中，康德終止了他哲學沉思的腳步。這個艱苦的工作由黑格爾基本完成了。在《法哲學原理》中，他曾尖銳批評康德說：“道德和倫理在習慣上幾乎當作同義詞來用，在本書中則具有本質上不同的意義。普通看法有時似乎也把它們區別開來。康德多半喜歡使用道德一詞。其實在他的哲學中，各項實踐原則完全限于道德這一概念，致使倫理的觀點完全不能成立，并且甚至把它公然取消，加以凌辱。但是，盡管從語源學上看來道德和倫理是同義語，但仍然不妨把已經成為不同的用語對不同的概念來加以使用。”[3]42在黑格爾看來，從道德到倫理的過渡不但是可能的，更是必要的，甚至專門用“從道德向倫理的過渡”這樣的標題加以論述：“主觀的善和客觀的、自在自為地存在的善的統一就是倫理，在倫理中產生了根據概念的調和。其實，如果是從主觀性方面來看一般意志的形式，那么倫理僅僅是主觀的形式和意志的自我規定，而且還是以意志的概念即自由為內容的。無論法的東西和道德的東西都不能自為地實存，而必須以倫理的東西為其承擔者和基礎，因為法欠缺主觀性的環節，而道德則僅僅具有主觀性的環節，所以法和道德本身都缺乏現實性。”[3]162～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