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資本的運行邏輯所推動的真正的世界歷史交往形式業已形成，適用于家庭、家族、村社等小地域的地方性的道德知識，已難以適應由陌生人建構起來的更為廣泛的交往空間，只有在這樣普遍交往的條件下，建構和踐行可普遍化的道德法則才有可能和必要。在精神哲學領域，自由、平等、民主、人格的價值觀被建構起來，在建構自我的同時，自我的哲學邊界也一同被建構起來，功利主義倫理學、契約論、規范的義務論的倫理學都是建構自我的哲學邊界的諸種努力。在可實踐的政治領域，在合法界定的閾限內，每個公民享有平等的權利，每個公民原則上都有進行政治表達和表達政治的權利，同時也有為自己的政治觀念和政治行動擔負政治責任的義務。在經濟領域，普遍而持續的生產、分配、交換、消費關系，把不同地域的人們整合到資本的運行邏輯之中。每個人在原初動機上可能是為著自己的，但首先必須為他者生產，只有他人享用或消費了我的產品，才能最后滿足自己。于是他者思維便成為實現自我的條件。這種他者思維作為可普遍化法則的日常意識形式，被拓展到日常交往領域，就變成了“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行動法則。只有形成無人稱的法則意識，才能真正形成和踐行可普遍化的道德法則。而在有人稱的場域中，行動者就會因人而異，將可普遍化的法則轉換成適合特定人稱的潛規則，出現不是循法則而行，而是因人而行的境況。準則與法則不同，準則只對我或有人稱的他者有效，并不對所有人有效。康德說：“道德的第一個命題是：只有出于責任的行為才具有道德價值。第二個命題是：一個出于責任的行為，其道德價值不取決于它所要實現的意圖，而取決于它所被規定的準則。”[2]49于是，之所以在市場社會能夠建構和踐行可普遍化的道德法則，根據乃至在于，市場社會創造了最大化的公共性或公共價值：形式化的法則、質料化的公共資源。具體而言便是精神上的理論理性、創制理性和實踐理性。理論理性所欲解決的問題是，人們較少地憑借作為過往生活經驗總結的道德常識，依憑道德直覺作為觀察者和行動者而出現，而是通過普遍化的道德知識，借助判斷和推理進行思考和行動。創制理性所欲解決的問題是，將普遍化的道德法則分解成適合于各具體活動領域的規定、守則、條例等等。實踐理性所處理的則是與人們的欲望有關的事項，表現為自制和自治這種品質。在政治領域，人們逐漸形成了新的權力觀，視政治權力為最大的公共物品，必須向所有人開放，不能壟斷在少數人手里，變成尋租的工具，阻止權力被資本化的各種路徑。為著這一目的，必須創制體現和實現正義原則的政治制度和政治體制。制度作為原則、體制，作為設置，規定了權力和職權擁有者能夠做什么和應當做什么的邊界。在反復進行的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的經濟領域，逐漸確立起了等價交換原則、誠實守信原則和違約賠償原則，以使每個生產者和經營者成為正確的觀察者和正當的行動者。一如布爾迪厄所說的那樣，場域、文化(資本)和習性將構成一個三位一體的結構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