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會轉型中，我們面對的是一個重疊的社會結構：傳統的農業文化、現代的政治文化和當代的市場文化。而每種文化都是相對自足的場域、文化和習性結構。在這種雜化的當代社會結構中，會出現奇特的組合關系：或用傳統的權力力量、差序意識、熟人思維建構旨在實現自由、民主、平等、富強的現代社會；或用革命思維借助政治熱情、通過強大的意識形態建構市場社會。場域、文化和習性在空間上的錯置，會把潛藏于靈魂深處的任性、貪婪、怨恨、攻擊等諸種劣根性最大化地表現和實現出來。我們雖反復地述說著、宣講著那個美好的普遍化的道德法則，卻在行動上做著與法則相悖的事情，沒有建構起與這個法則相匹配的場域、文化和習性。場域、文化和習性這種自足結構映射到人的心靈上，就會出現思維方式、情感類型和行動方式的三位一體結構。于是，社會轉型就必定要在這兩種相互對應的結構變遷中展開，作為形式化的可普遍化的道德法則就必然要通過場域、文化和習性的建構來完成。

　　人類孜孜以求地追尋著那個相對為好的社會運行模式，以提升人的心智力量，以積累社會財富，以促進社會自治。而這種找尋通常沿著兩條道路進行，一種是自上而下的，即政治精英的模式，具有領袖氣質的政治精英，憑借其德性(意愿)和智慧(能力)即亞里士多德的理智的德性和道德的德性，創造性地推行了一種使社會良序運轉的體制。另一種是自下而上的方式，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特殊群體，發現了一種相對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方式，借助日益強大的經濟力量，拓展出了民主的政治體制，開顯出了自由的文化體制，建制出了開放的經濟體制，西方現代社會的原始發生就是這種方式的典型代表。桑巴特用“企業家的倫理氣質”、韋伯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標識這個特殊人群的精神氣質。現代社會之原始發生的內在邏輯值得深入研究，它是沿著場域、文化、習性、觀念、思想的路徑而發生，既有深厚的民眾基礎，又有深刻的思想資源。盧梭、康德、黑格爾等提供了思想資源，市場經濟的發現者和踐行者提供著行動基礎，在這樣的場域、文化和習性中，可普遍化的道德法則在制度與體制這個中間力量之點被體現和實現出來。最為關鍵的是，蘊藏在民眾意識與行動之中的公共理性和他者意識，才是建構和踐行可普遍化道德法則的堅實基礎。

　　在找尋現代社會的道路上，我們采取的是典型的自上而下的發生路徑。擁有理智德性和道德德性的政治精英作為先知、先覺、先行者，是極少數的，而廣大的行政管理者甚或廣大民眾，遠不具備現代的“倫理氣質”和“資本主義精神”，其所具備的只是家庭、家族、地域意識，根深蒂固的私有觀念，廣泛而持續的資本化正是這種權力私有觀念的集中表現。然而，既然人們建構了一個以效率、自由、民主、幸福為其價值旨歸的現代場域，那就必定反求諸己，反向要求可普遍化的道德法則和公共理性。如果說，我們已經建構了一個初級的現代場域，那么更為艱巨的任務則是建構保證和引領這一場域的現代精神體系，可稱為“社會主義精神”。這是一種與西方建構現代社會之歷史邏輯相反的建構邏輯，不是民眾推動市場，而是市場牽引民眾。在建構現代倫理精神的過程中，約有三種元素是至關重要的：兩種精神氣質——自覺與覺醒，一種物質力量——現代傳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