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當凱爾森宣稱純粹法學作為一門法律科學，任務僅僅在于認知法律。這一問題意識表明，凱爾森已經擺脫了法律本體論和價值論取向，而試圖建構法律認識論。法律認識論的意義主要是如何達致認知法律的目的。換言之，認知法律如何可能？從凱爾森確立的法理學基本問題意識不難發現，凱爾森的“法律認知如何可能”與康德純粹理性的“先天綜合判斷如何可能”具有高度的同構性，也就是說，凱爾森在法律科學中設定的問題實質上淵源于康德對人類認識能力所設定的問題。如果我們注意到凱爾森最終將基本規范作為所有法學家的意識形態則可以看出，凱爾森在純粹法學中并非真正要對外在的、客觀的、經驗意義上的實在法體系進行理論闡釋和建構，相反，他的純粹法學真正的意圖乃是對法學家意識即人們如何認識法律進行闡釋。在這個意義上，凱爾森所宣稱法理學的純粹性實質上如同康德的純粹理性并無二致，兩者的純粹性都是在介于傳統的形而上學和經驗主義之間的主體思維形式和結構，差異僅僅在于康德的純粹理性著眼于探究人類在數學和自然科學等領域具備的認識結構和形式，而凱爾森不過是將純粹理性批判轉移到社會科學之中。當然，就此而言，凱爾森受新康德主義影響，放棄了康德法哲學的實踐理性。

　　(2)純粹法學的規范范疇實質上為一先驗方法的產物。凱爾森認為，純粹法學將所有人類的實在法的共同特征作為自己的研究目標，此研究最終的結論就是凱爾森提出的規范理論。我們需要注意，規范并非經驗意義上的實體，在凱爾森看來，規范(自然更包括基本規范)是內涵于人類認知法律中的特定意義。當然，這一特定意義在凱爾森看來是“客觀的”，而非主觀的。英國學者鮑爾森在研究凱爾森理論的新康德主義特質時所指出，凱爾森的純粹法學的真正要害是在傳統的自然法學與法律實證主義之間尋找到一條“中間道路”，(19)凱爾森不僅注意到法律與道德的分離(針對自然法學的)，也注意到法律與事實的分離(針對傳統法律實證主義)。因此，經由這兩度分離的結果是，純粹法學提煉出了一個既迥然于道德也和經驗事實截然有別的規范領域。結合凱爾森本人反復強調其理論針對的是實在法研究可以推導出的是，規范既不是經驗的，但又和經驗的法律素材密切聯系并且始終運用于經驗，這正與康德哲學的先驗概念相吻合。

　　在筆者看來，把握凱爾森純粹法學最難的一點在于，規范在純粹法學那里究竟是先驗方法還是先驗方法的產物？本來在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那里這個問題并不存在，因為康德明確否認先驗方法運用于先驗領域，先驗方法只能運用于經驗領域，直白地說，我們不能“思維著我們的思維”。但是凱爾森并不如康德那般明確地在純粹法學中畫出這樣一條界線。倘若有人要問規范是從哪里來的，凱爾森的回答肯定是規范源于所有法學家的意識(或意識形態)，如果進一步設問：你凱爾森如何知道法學家的頭腦肯定存在規范這種東西？相信凱爾森對此問題要么難以回答，要么認為這是一個極為愚蠢的問題而不屑一顧。

　　實際上，凱爾森并沒有明確承認規范的先驗屬性，他談論的最多的是基礎規范和康德先驗哲學之間的關聯。在《自然法學說與法律實證主義》這篇充分展現在凱爾森理論本色的重要文獻中，凱爾森非常明確地說：“正如認識的先驗的邏輯原則(在康德意義上的——筆者所強調)并不是經驗的法律，而僅僅是一切經驗的條件一樣，基礎規范本身也不是實在法律規則，不是實在法律，因為它不是被創造出來的，而只是被假設為全部是在法律規范的條件。正如人們不能從先驗的邏輯原則中，而只能借助于這些原則知道法律，所以實在法也不能從基礎規范中，而只能借助基礎規范而來?！?20)但這里我們要追問的是，如果基礎規范是康德先驗哲學的范疇，而因基礎規范而被授予其效力的規范，或者確切地說，純粹法理論的規范范疇，又如何能夠從經驗中獲得？而且在凱爾森意義的法律經驗素材從來沒有試圖提供規范這一概念。因此，規范范疇是純粹法理論的一個出發點，是康德先驗邏輯運用于法律領域的產物。如果我們再注意到凱爾森關于其理論的另一段陳述，或許其規范概念的先驗性質就更為明顯。在《法與國家一般理論》的作者序中，凱爾森就純粹法學的目的說：“既然這個法的一般理論的目的是使和某一個特殊法律秩序有關的法學家、律師、法官、立法者和法律教師，盡可能正確地了解并陳述其本國的實在法，這一理論就必須完全從實在法律規范的內容去推究它的概念”。凱爾森這段表述的真正意思是，純粹法學指出了正確描述實在法(所有實在法)的恰當方式，它可以幫助法律人理解各種實際的法律體系，從這個意義上，純粹法僅僅關乎形式，和實在法的政治、社會、經濟內容沒有關系，作為該理論核心范疇的規范概念也就是一種形式上的，因而也就只能是思維上的范疇。(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