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職能轉變的目標和方向就是從國家治理現代化高度，立足依憲執政和依法治國，在法治軌道上深化行政改革，使政府職能朝有利于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方向轉變，建設善治意義上的治理服務型法治政府，全面履行政府職能，通過多元主體法制基礎上合作共治，推動政府依法治理現代化、市場依法治理現代化、社會依法治理現代化和司法依法治理現代化，從管理轉向治理，從善政走向善治，以更好地為全社會提供更優質的公共服務，達到對整個社會的有效依法治理，實現法治基礎上的國家制度現代化，最終轉向現代國家。多年來，我們一直致力于建設法治政府和服務型政府，皆因局限于“善政”理念，始終圍繞依權轉變政府職能在體制內兜圈子，二者結合得并不好，與當代政府“善治”發展趨勢有很大距離。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理想狀態是善治，集中體現是建設善治意義上的治理服務型法治政府。這樣的政府立足于通過治理提供服務而不是通過管理提供服務；服務手段不再倚重權力和關系，而是法治和契約；主體也不再是唯一的政府，還包括市場、社會、公民個人、司法等多元主體；彼此關系也不再是自上而下的行政隸屬關系，而是平等對話的協商伙伴關系。這樣的服務型政府既是治理服務型政府，同時也是法治服務型政府，更是服務型法治政府。這樣的治理模式同現代化的理念、現代化的體制機制以及現代化的技術手段在依法治理基礎上的有機結合，就是國家依法治理的現代化。雖仍由政府主導，但基礎卻在市場、社會、公民和法制。具體路徑就是將服務型政府建設和法治政府建設結合起來，并上升到國家治理現代化層面，同市場在資源配置中決定性作用結合起來，立足全社會共同需要，以在法治軌道上依法轉變政府職能為切入點，以創新市場治理為牽引，以創新社會治理為突破口，以創新司法治理為保障，推進政企、政事、政社、政法分離，簡政放權，撬動政府、市場、社會和司法的良性互動，通過各治理主體依法實現自身利益，實現彼此在需要滿足上的有效對接，使一切勞動、知識、管理、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隨著中國逐步融入全球化，依法轉變政府職能還要上升到適應全球治理需要的高度，盡可能與國際慣例和各國共同采用的行政法律規范接軌。

　　服務是法治政府的靈魂。從法理上看，治理服務型法治政府主要涉及兩個基本法律問題，一是行政權和公民權的關系；二是行政權的法律運行軌跡。“前者決定行政權力的邊界和政府之手的長度，后者決定政府行為的方式。”[5]政府是人們以契約形式讓渡權利并外化為法律的結果，公民權是行政權的源頭。建立在法律基礎上并履行法律義務的政府理應將“如何以服務行政模式履行政府法定義務”作為服務型政府的核心。[6]治理服務型法治政府的宗旨就是政府通過在法治軌道上為全體人民提供優質服務的方式履行法定義務，服務的提供有法律依據，受法律保護。政府與相對人的關系也不再是上令下從的隸屬關系，而是平等協作的法律關系。行政相對人也不再是政府的服務者，而是政府服務的對象，享有要求政府提供服務的權利，這是所有現代化國家普遍遵循的。行政主體與相對人關系的這種新特點也使得政府行為方式開始發生重大變化，即傳統的行政處罰、行政強制等行政手段越來越受到法律的規制。行政指導、行政合同、行政調解等新的行政手段在行政管理過程中得到越來越多的應用。側重秩序和干預功能逐漸向側重服務和給付功能轉換，為公民生存發展不斷提供各類給付已經成為現代行政的根本任務和服務型政府建設的關鍵[7]。與通過處罰、強制、征收等負擔性行政行為限制人民權利的干預行政不同，給付行政是國家通過供給、支付、保障、救助等授權行政行為提供公共服務，保障公民基本權利，增進國民福祉。[8]治理服務型法治政府立足點是民權，基礎是契約和法治，突出的不是權力而是權利，體現的是公平正義。為此，必須厘清干預行政和給付行政的界限，用非強制手段就能做到的盡量不實施行政強制。對行政機關外組織承擔服務給付職能的，可通過授權和委托方式準入；對其承擔的干預職能要限制和規范。給付行政的范圍也應從救災、扶貧，延伸到關乎民生的大部分領域，給付對象也要擴展到整個社會。[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