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決策信息系統、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文化崛起、惠企政策、全球治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沈固朝：不能用“專家拍腦袋”代替“領導拍腦袋”】
南京大學信息管理學院教授、中國南海研究協同創新中心副主任沈固朝表示，專家決策是一種“謀”“斷”的結合，如果將“謀”比作專家的獻計獻策，則“斷”就是篩選大量信息后的“拍板”。因此，為盡可能減少決策失誤，政府必須要重視信息系統的作用。這個系統包括各級信息中心、統計部門和情報所，他們的主要任務是提供決策所需的數據和信息。然而現在在決策過程中對信息系統的重視不夠，信息工作的介入不足，不少專家咨詢會或評審會，主要依據個人知識，觀感式、即興式、片段式地發表意見，缺乏有規劃、系統和持續的調查，就深入程度和精細程度而言，與國外的調查有較大差距，與國家的要求也極不適應。每年國家都有數額巨大的項目投入，缺乏詳實的調查數據，導致無法了解這些投入究竟發揮了多大作用。智庫不是“點子公司”，如果僅停留在建言獻策而不注重信息精準與政策產生的效果，無異于用“專家拍腦袋”代替“領導拍腦袋”，將可能使科學決策走回流于形式的老路上去。
摘編自《新華日報》
【吳新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資源遭到扭曲和狹隘化】
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吳新文認為，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界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視不足，部分學者甚至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資源扭曲和狹隘化。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傳統的經、史、子、集得到更大規模的挖掘和整理，傳統文化逐漸擺脫了“封建專制文化”的惡名。但是，一些學者又走向了另一個極端，他們把中華傳統文化等同于儒家文化，又把儒家文化等同于孔孟程朱陸王一系的儒家正統文化。近年來興起的所謂政治儒學思潮，更是把儒家的仁政和王道政治理想化，把儒家的思想體系宗教化，對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的文化變革總體上持拒斥態度。在這樣的視野下，多元一體的中華文明被極度簡化了，儒道釋互補、天人合一、德法并舉、義利雙行、理欲平衡、群己兼顧、王霸雜用的傳統文化精神也被單一化、平面化了。
摘編自《文匯報》
【李義虎：沒有繁榮文化的崛起是畸形的崛起】
北京大學教授、北京大學臺灣研究院院長李義虎指出，中國崛起正處于重要歷史節點，中國要成為世界量級的大國、強國，不僅要在經濟上崛起，更要在文化上崛起，也就是文化復興。如果僅僅是經濟發展速度快、物質充裕，但精神匱乏、靈魂空虛，那對一個民族來講并不是一件好事。從準確、完整的意義上講，中華文化復興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組成部分，并且是基礎性的、根基性的重要組成部分。沒有中華文化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一個民族的復興需要強大的物質力量，也需要強大的精神力量。沒有中華文化的復興和經過復興的中華文化，僅僅沉醉于物質性的繁榮；或者如果僅僅有一些裹上“國學”外衣的“心靈雞湯式”文化，那么處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位置上的中國，就可能出現民族性格和民族性的極大偏差，使自己的崛起成為一種歷史上少有的畸形崛起，而這種崛起弄不好會跌落下來。尤其是在中國將起未起，將強未強之時，更是如此。
摘編自《中國文化報》
【許立：不能以任何理由在落實惠企政策上打折扣】
中共江西省委黨?？蒲泄芾聿扛敝魅卧S立表示，民營企業作為國民經濟發展的新生力量、解決新增社會就業的主要渠道和實現全面小康的重要基礎，更需要各級政府大力扶持，要切實把減稅減負惠企政策落到實處。近年來，中央推出了一系列減輕企業負擔的優惠政策，從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企業稅費負擔，到降低社會保險費，降低企業的融資成本，降低電價以及物流成本，可謂抓住了企業負擔的關鍵。但是，有的地方由于土地財政能力削弱，只好加大對企業征稅、征費力度，在“應收盡收”的旗號下征收“過頭稅”的問題屢被企業詬病。更須警惕的是，有的地方財政統計數據顯示，“非稅收入”逆勢出現大幅增長。相對于稅收收入，非稅收入來源更靈活可控，其快速增長不排除一些地方迫于財政減收壓力再現“亂收費”“重復收費”的不正之風。減輕企業稅費成本負擔，需要各級政府真正在思想上統一認識，在行動上看齊中央，真正讓中央的政策落地，為企業創造寬松的財稅環境。各級地方政府要堅持依法依規組織收入，不能以任何理由在落實惠企政策上打折扣，堅決不收過頭稅，不能“寅吃卯糧”。要加大監督檢查工作力度，一旦發現有相關部門越權違規征稅征費等問題，要及時糾正并嚴肅查處違規行為。
摘編自《人民政協報》
【張伯里：為發展中國家爭取更多制度性權利和話語權】
中國領導科學研究會會長、中央黨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張伯里認為，在全球治理中，治理體系在治理中是起基礎性、根本性作用的因素。治理國家要靠一整套完備、穩定、管用的制度體系、治理體系。這樣的制度體系、治理體系需要通過全面深化改革才能建立和完善。同樣，全球治理也需要不斷改革和完善治理體系。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形成的國際經濟治理體系，主要是基于發達國家的強大實力、著眼于維護發達國家的經濟利益、在發達國家主導下構建的。這既有適應當時客觀條件的一面，也有其不完善、不合理、不適應發展變化新形勢的一面。因此，應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改革完善，推動變革全球治理體系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為發展中國家爭取更多制度性權利和話語權，努力使全球治理體系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數國家的意愿和利益。
摘編自《人民日報》
【茶洪旺：切忌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西方供給學派相提并論】
北京郵電大學經濟管理學院茶洪旺指出，自從去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為當今中國政經語境中一個最熱門的話題。在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行解讀的過程中，切忌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西方供給學派相提并論。中國供給側改革與美國供給學派的只重供給而忽視需求、注重市場功能而忽視政府作用、以減稅和減少政府管制為基本內容的政策主張有著本質區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從供給端入手，針對結構性問題推進改革，重點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改革當下中國缺乏效率的制度、體制、政策，提升總供給體系的效率和質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目標在于調整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系以激活社會創造力，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推動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整體躍升?！肮┙o側結構性改革”既包括供給總量方面的制度變革和創新，又包括供給結構方面的制度變革和創新，旨在充分發揮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的作用。相形之下，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內涵豐富廣泛，顯然不能與西方供給學派及其政策主張簡單劃等號。
摘編自《中國經濟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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