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的語言輿情研究,預見能力還比較弱,機器所能提供的幫助還多是在事實數據上,而不是“智能”的分析上,特別是在預測語言事件的發展上,在通過“虛擬手段”來評判對策的效果等“智能決策”上,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4.語言國情的調查研究。語言國情是語言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語言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據。語言國情主要分為兩類:一、自然語言的生態狀況;二、語言的社會使用狀況。關于自然語言的生態狀況,中國的方言學界、民族語言學界一直都在進行田野調研,基本弄清了中國語言、方言的情況。2007年,國家語委開始組織進行“中國語言資源有聲數據庫”建設,原則上一縣一點用統一的標準進行錄音建庫,形成了《中國語言資源調查手冊·漢語方言》《江蘇語言資源資料匯編》等一批成果。在此基礎上,2014年發展為規模更大的國家語言保護工程,力圖將中國的民族語言、漢語方言都依照“語言保護”的標準錄音、錄像,加工建庫。關于語言的社會使用情況,國家語委2009年做了全國的調研,出版了《中國語言文字使用情況調查資料》。戴慶廈、文秋芳等許多學者也就民族語言、外語的使用情況做了一些調研。

　　總的來說,語言國情的掌握還不全面、不深入、不及時,特別是語言的社會使用情況、各類語言人才的儲備情況等,還需要花較大的精力去調查。最好是考慮利用全國人口普查、或是語言國情專項普查的方式,持續地大范圍地獲取語言國情數據。

　　5.建立學術研究體系。研究成熟度的衡量和研究水平的提升,關鍵看學科建設。十幾年來,語言規劃領域的學術研究獲取了較大進展:先后建立了相關研究單位近20個;多所大學設立了博士專業或博士方向;創辦了“語言政策與規劃研究會”,有了專業的學術共同體;自《語言文字應用》之后又創辦了《語言戰略研究》(商務印書館)、《中國語言戰略》(南京大學)、《語言政策與語言規劃》(北京外國語大學)、《語言政策與語言教育》(上海外國語大學)、《語言規劃學研究》(北京語言大學)等刊物,有了學術園地。這表明,中國已經逐漸形成了語言規劃的學術研究體系。

　　(二)中國的語言生活派

　　在語言生活的研究過程中,逐漸形成了一個具有自己學術追求、具有自己學術特色和學術風格的學術群體。這個學術群體被稱為“語言生活派”。

　　語言生活派的產生,有其學術基礎和社會基礎。其學術基礎,首先是中國的應用語言學和社會語言學的發展。中國應用語言學的發展有兩個標志:一是《語言文字應用》的創刊,二是教育部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的建立。社會語言學在國際上是在20世紀50年代創立的,它所關心的問題都是圍繞著語言與社會的關系展開的。早年的語言規劃是社會語言學的重要研究興趣之一,是宏觀社會語言學或者說是語言社會學的主要內容。社會語言學的發展及其引入中國,為語言生活派的建立提供了學術滋養。在某種意義上講,語言生活派應該是語言社會學的學術流派,但在學術外延上它已經超出語言社會學的范疇。

　　國際語言規劃理論及實踐研究的引入,對語言生活派的形成發揮了更為直接的作用。周慶生等翻譯出版了《國外語言政策與語言規劃進程》《國家、民族與語言——語言政策國別研究》。之后,徐大明主持的“語言規劃經典譯叢”和“語言資源與語言規劃叢書”相繼出版。劉潤清、文秋芳、王克非、戴曼純等專門關注國外語言規劃的情況,曹德明、趙蓉暉、劉和平等關注國外的語言立法、術語立法等問題。此外,范俊軍、蔡永良、王輝、李英姿、張燕等對國際組織和國別語言規劃也進行了研究。這些翻譯與研究,使中國的語言規劃研究自覺與國際研究同流而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