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生活派產生的社會基礎,是中國的語言規劃實踐。中國現代語言規劃的實踐若從切音字運動算起,已有120余年歷史。百廿時光,朝改代換,時過境遷,但語言文字規劃的總體精神和基本舉措卻一脈相承。中國語言規劃逐漸完善了語言的地位規劃,對普通話和一些民族語言進行了能夠適應信息化的本體規劃。特別是1986年、1997年兩次全國語言文字工作會議,推進了語言文字管理的法制化和語言文字的規范化、標準化、信息化。但是,當地位規劃基本完成、本體規劃做到相當程度之后,語言文字工作還該做什么?怎么做?

　　經過思考與探索,一批學人逐漸感悟到:語言文字工作不僅要關注語言,進行語言規范和語言管理,更需要關注語言生活。一旦視角從語言轉移到語言生活,就發現了一片廣袤的社會語言空間。在當代中國的語言生活中,有些問題是歷史上一直爭論過來的,如語言純潔觀問題、簡繁漢字問題、方言和普通話的關系問題、民族語言及民族地區的語言教育問題等;但也有很多問題是新出現的,或過去較少關注、了解不多的,如華語社區和大華語的問題、中國的外語規劃問題、虛擬空間的語言生活問題、城鎮化與語言保護問題、文言文在今天生活中的作用與地位等。這些問題沒有現成答案,也不好照搬國外的理論、拷貝國外的舉措。

　　比如,在處理中國少數民族語言問題時,要尊重民族語言,幫助民族地區發展語言,但也必須考慮國家通用語言和國家認同問題。再如,很多研究都認為,現在英語已經不是一種語言,而是復數的Englishes,但若以此來看待大華語,認為華語也會變成Chineses,就未必正確。周清海(2016)指出,“華語的逐漸融合就是不可避免的”。據觀察,全世界的華語的確如周清海先生所言,都有向普通話/國語逐漸靠攏的趨勢。華語的發展趨勢未必與英語相同。中國的語言生活太復雜,世界語言生活太復雜,不能簡單照搬現成的理論。中國語言生活派的立場、觀點、情趣、方法等,都來自解決問題的沖動,來自解決問題的過程之中。

　　語言生活派的學術實踐,使語言研究和語言規劃研究發生了重要轉向。其一,將語言研究轉向語言生活的研究。從索緒爾到喬姆斯基,語言學的發展一直是“內向的”。結構語言學關心語言的結構,不大考慮語境和意義。美國描寫語言學派更是自覺地在語言分析中剔除意義。到了喬姆斯基時代,“綠色的無色的思想在瘋狂地睡覺”都認為是合乎語法的現象,在這里,意義更沒有地位。喬姆斯基的轉換生成語言學,進一步使語言朝著“內向”的方向發展,“內向”到大腦中的語言,甚至是語言的生物學屬性。語言學的“向內”行走,獲得了許多重大學術突破,但是也留下了許多遺憾。社會語言學、功能語言學的興起,正具有“補此遺憾”的作用。在社會語言學的翼羽中發展起來的語言規劃研究,不可能不涉及語言生活,但是并沒有理智認識到規劃對象就是語言生活,特別是在進行本體規劃時,往往忘記了語言生活。語言生活派明確認識到語言規劃研究的是語言生活,大力推進語言生活的研究,促進了語言學的“外向”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