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萊德對笛卡爾二元論的解釋

　　萊德認為機械論身體觀是笛卡爾醫學觀和確定醫學目的的核心，在《方法談》和《沉思錄》中都明確表達了進行形而上學和科學探究的強烈動機。笛卡爾探究的目的是為了克服身體的疾病和衰老，以及確證本體論層面靈魂獨立于身體的地位，從而為感覺和激情的欺騙性以及身體的脆弱性尋求解決方案。在近代哲學中，這三個解決方案都是理性的。第三個方案中，理性的作用是雙重的：既成為靈魂的核心(身體死亡后的存續)，也成為征服自然、消除疾病和延長壽命的工具。疾病、衰老和死亡的威脅導致笛卡爾從解剖學的立場把活生生的身體看作有生命的尸體。萊德指出，作為尸體的身體也是我們關于活的身體的日常經驗的一部分，如精疲力盡后無法動彈的沉重肢體、X光片上的骨骼、衰老的官能和喪失技能的身體。在這個意義上，對“我”而言，尸體永遠無法到達，即使當它從內部趨近時也并未完全顯現。笛卡爾的思路有一個轉換，從趨近尸體(我的尸體)又退回到他人的尸體(解剖對象)的轉換。在解剖他人尸體的基礎上，笛卡爾按照這種模型重新建構了自己的身體。與自我經驗退出的我自己的尸體不同，他人的尸體通過不可見的和解剖的對象化顯現。萊德指出，這一轉換對近代醫學影響很深，他人的尸體成為身體的模型。尸體即使顯現時也是遮蔽的。由于死的身體不是功能上的整體，相互無關聯的器官和組織可以分別進行研究。疾病和治療的原子論概念成為可能，但忽視了身體作為整體的功能，身體成為可對象化、可量化的實體。

　　3.共同的立場

　　萊德和扎納都批評現代醫學中笛卡爾身體模型的統治地位。笛卡爾開創了這樣的過程：在觀看的眼睛和介入的手的支配下，意志把死亡和疾病隱藏、缺失的真相帶入可見的顯現，但是本質上的人和靈魂越來越遠離無論如何必然衰老和死亡的身體。兩者都贊同，在某種條件下，身體作為“半自動生物過程聯結”的自我顯現。追隨弗洛伊德，扎納把這稱為“暗恐”，因為我是這種自我顯現的壓抑的復現，而不是另一個身體的顯現，某種欲望和理想都不是我本身的自我體現。另外，我不得不接受我身體產生的任何效應，被迫承受疼痛、饑餓、受傷、疾病和死亡。最終，擺脫我的意識和控制，身體的非自愿方面顯現。在這些方面，我的和他人的、熟悉的和陌生的身體都是“暗恐”。笛卡爾在日常經驗和科學中的身體之間的模棱兩可就是源于這種有機體本身的自我顯現。萊德把這個反思延伸進現象學表征活的身體的“不在場”的各種討論中，從知覺和行動到內臟。海德格爾也分析過涉身存在的遺忘和遮蔽，這一分析是萊德關于第一人尸體的在場/不在場討論的基礎。但是科學知識中的身體(他人的尸體)也是身體自我顯現的方式。就科學本身的第三人視角而言，這種顯現方式產生于活的身體經驗之外。對萊德和扎納來說，笛卡爾醫學模式的難題不是科學進路的身體觀本身，而是它的統治地位。

　　萊德和扎納拒斥笛卡爾的二元論，同時又在關鍵點上重新引入二元論，都完全保留了西方對癥療法的醫學模式，尤其在治療方面。這種治療二元論只有在傳統中醫和藏醫的體系中可以被克服，這種體系中氣和肺功能的概念與活的身體經驗和解剖生理學密切相關。雖然萊德和扎納都將“去人化”作為理論出發點，但并未深入反思這一難題。“去人化”作為對現代醫學的技術烏托邦主義的批判，類似于馬克思主義社會批判理論的異化概念。缺乏對其深入討論，導致二者理論探究的方向和結果不明晰，并且存在一些問題。為了建構更本真的醫學，除了去人化和活的身體的復原這些問題外，更重要的問題是在構建作為主體的我們的過程中的言談(discourse)和實踐，身體的建構是主體建構的一部分。這方面現象學家可以借鑒女性主義學者的研究方法和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