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還有一些以表現火祆教宗教崇拜內容與粟特等西域民族生活場景為主的圖像。其墓主大多可以確認為粟特族人等西方來華人士。這一類的材料包括1922年在安陽出土的一具北齊石床，日本Miho博物館收藏的一批石屏風構件與一對門闕，在西安大明宮鄉炕底寨發現的北周時期粟特人安伽墓中出土的一套石床與石屏風等。此外，在山東青州傅家的一座北齊武平四年墓葬中曾經出土一批石葬具，其中大批石構件被用于水庫大壩建筑，當地博物館僅收集到一批雕刻有圖像的石板，其形制與構圖來看，應該是石屏風的殘存。這些圖像也屬于具有粟特等西域民族文化特色的生活場景(山東省益都縣博物館夏名采：《益都北齊石室墓線刻畫像》，《文物》1985年第10期；夏名采：《青州傅家北齊畫像石補遺》，《文物》2001年第5期）。這些石刻中多采用圓雕與淺浮雕的技法。石刻線畫的內容相對較少，就不在這里過多論及。

　　從北朝中晚期開始，中原的高等級墓葬中逐漸出現有多種石質建筑構件與石質葬具，例如石門、石床、石屏風、石棺槨等。在這些石制品上，大多刻畫有豐富多樣的紋飾圖像等，并形成了一定的禮儀制度。隋代雖然短暫，但也保留與延續了這種喪葬禮儀。而進入唐代以后，有些石質葬具就被淘汰了，如石床、石屏風。而有些石質構件與葬具仍然得以保留，在唐代考古發掘中多有發現。這主要是石門、石棺槨的存在。石刻線畫的技藝，在這些石件上得到延承，并反映著唐代繪畫風格的時代特征。現在發現的唐代石棺槨，多為皇室成員與個別高級官員所使用。如唐懿德太子墓、永泰公主墓、章懷太子墓、薛儆墓等墓中出土石棺槨，都是在制作成殿堂外形的石棺槨上面線刻出各種紋飾和人物圖像，包括侍女、宦官、仆從等栩栩如生的線刻人物畫(陜西省博物館等：《唐懿德太子墓發掘簡報》，《文物》1972年7期；陜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唐永泰公主墓發掘簡報》，《文物》1964年1期；陜西省博物館等：《唐章懷太子墓發掘簡報》，《文物》1972年7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唐代薛儆墓發掘報告》，科學出版社，2000年)。這些刻畫與同時期的墓中壁畫繪制風格完全一致，同樣表現出精妙的線條運用技法。在石墓門上雕刻的天王力士、神獸等具有宗教意味的紋飾，也是線刻的佳作，它們與唐代的佛教石刻藝術品同出一源。類似石刻線畫作品，我們還可以在龍門石窟中的供養人、高僧畫像等等唐代石窟藝術品中見到。

　　唐代佛教石刻線畫中的佛像作品也很多，延續著北朝的制作風格并有所創新，如西安大雁塔門楣上的佛像線刻，道因法師碑座上的供養人、武士等人物畫像，房山石經碑上的各種碑額佛像畫，都是以精細勻稱的流利線條刻畫出逼真的人物形象，可能就是源于唐代名畫家閻立本、楊契丹、曹不興、吳道子等人的范本。說明唐代張彥遠在《歷代名畫記》《記兩京外州寺觀畫壁》一節中所記載的唐代佛畫盛況與各種繪畫風格確實存在。今日看來，這些石刻線畫都堪稱為十分精美的藝術珍寶。如具有代表性的唐長安七寶臺造像，臺灣學者顏娟英曾有過專門的論述研究。

　　漢唐之間的石刻線畫數量可觀，是極其珍貴的一批考古研究與美術史研究資料。它們不僅清晰地表現出古代中國石刻技藝的傳承沿襲情況，留存了具有典型中國文化特色的古代藝術珍品，而且展現出古代繪畫藝術的發展演變過程，使我們看到古代畫家的多種繪畫風格及外來藝術的影響。它們的價值，當不在傳世唐宋繪畫絹本之下，但是卻長期沒有得到應有的珍視與研究。這是需要今人大力彌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