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西華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文學博士，博士后　曾洪偉

以“生活文學化”對抗“日常生活審美化”

——哈羅德·布魯姆后期美學思想探賾

　　內容提要：布魯姆的文化身份與美學思想在后期經歷了從學院批評家到大眾美育家、從“為藝術而藝術”到“為藝術而生活”的轉型與嬗變。對于布魯姆而言，唯美主義“為藝術而生活”的理念其實是“生活文學化”（包含“文學生活大眾化”）。作為生活于后現代消費社會中的新唯美主義者，布魯姆正是察覺和意識到傳統唯美主義以及后現代主義在生活與藝術關系問題上所存在的理論缺陷和所引發的現實危機，提出了自己獨到的“生活文學化”美學主張，對唯美主義的“生活藝術化”以及后現代主義“日常生活審美化”理論主張具有一定的糾偏補弊作用。布魯姆的“文學”代表著一種精英主義審美趣味和生活方式，而“生活文學化”實際上是他反對后現代主義審美文化、力圖在社會大眾中推廣、普及其精英主義審美趣味和生活方式的理論與主張，同時也代表著現代主義美學對后現代主義美學的一次反擊與倒算。

　　關鍵詞：哈羅德·布魯姆 后期美學思想 生活文學化 文學生活大眾化 日常生活審美化

　　基金項目：本文系筆者主持的四川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哈羅德·布魯姆宗教批評觀研究”（SC12WY009）的階段性成果。

　　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是當今享譽世界的文學批評家，其批評領域和文化身份在其文學批評生涯中經歷了多次轉向與嬗變，如從20世紀50-60年代的浪漫主義批評家，到70-80年代的文學理論家，再到90年代的宗教批評家等。而90年代以后，即其批評生涯后期，布魯姆的文學批評又發生了重要轉型，其批評的受眾、批評風格、文化身份、美學思想、美學理念與其前期相比又具有了很大的不同，其美學主張與傳統唯美主義和后現代主義也貌合神離。那么，此一時期布魯姆的批評面向、形態、內涵、性質以及身份等究竟發生了怎樣的變異？其特定美學的內涵和本質與唯美主義、后現代主義相比又有何差異?這些是本文將著力探討與廓清的問題。

　　一、從學院批評家到大眾美育家，從“為藝術而藝術”到“為藝術而生活”

　　事實上，在20世紀90年代以后，布魯姆逐漸、悄然地實現了從面向學院專業讀者的學者到面向象牙塔外社會大眾的美育家的文化身份轉型。對于堅定的經典捍衛者、布道者布魯姆而言，美育家的身份與工作在當下“文學終結”、文學生存危機四伏的時代無疑比純粹的學院文學批評家的身份與工作對經典更為重要，更有價值，也更具現實意義。因此，自20世紀90年代起，布魯姆陸續開展了針對文化大眾的美育實踐工作，如編輯出版多達500余部“切爾西屋”（Chelsea House）文學經典批評叢書并親自作序，專門為青少年讀者編輯文學經典閱讀指南叢書，與出版社聯手推出“暢銷書”（如《西方正典》、《莎士比亞：人類的創造者》、《如何讀，為什么讀》、《J之書》、《美國宗教》等）、“普及書”（如《天才：一百位杰出作家作品匯評》）、“經典推廣書”（擔任“布魯姆文學批評”系列叢書序言作者），與解構經典、具有反審美化傾向的當下各種文學、文化批評流派和社會文化現象在大眾媒體（如《紐約時報》、《洛杉磯時報》）上展開激烈論爭，[1]等等。同時，這些論著在語言、文體風格上也紛紛由學術性向大眾化傾斜、滑移，去理論化、去學究化特點明顯，語言平易，明白曉暢，親切隨和，情感充沛，文筆恣肆，行文時而閑散、時而激越，時而風趣幽默、時而含笑譏刺，這與其前期論著典型的學術化、規范化風格迥異：這實際上就蘊含著一種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