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筆者看來，布魯姆后期文學批評存在著明顯的大眾化轉向趨向，而其目的則旨在提倡和推行審美大眾化、生活審美化。實際上，布魯姆自90年代以來的大多數著述透露出來的即是非話語形態的、涌動著布魯姆強烈的文化希冀或者說審美訴求的“審美生活大眾化”精神與理念；而其2011年的新書《影響的解剖：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文學》（The Anatomy of Influence: Literature as a Way of Life）則第一次以話語的方式明確地表達了其“生活審美化”的美學理想與愿景，第一次公開強調、肯定文學——審美對于生活的介入、融入與滲透，極力贊同并推動文學性、審美性在大眾生活中的蔓延并對后者進行改造、修正、歸化、提升，并最終提出建構一種理想的、審美的生活方式，或者說是一種審美與生活合二為一的、水乳交融的生活方式。“……對于文學與生活所作的任何人為區/拆分都是誤導性的，對我而言，文學不僅僅是生活中的最精彩部分，它就是生活本身，除此之外無它。”[2]即審美就是生活的全部。生活審美化、審美生活大眾化理念、話語的提出與實踐，實際上是布魯姆試圖走出審美象牙塔，一定程度地緩和、消解藝術與生活、審美與社會、精英與大眾之間自現代主義文藝思潮以來長期存在的矛盾、緊張與對壘，企圖在后現代社會與大眾人群中建立審美烏托邦與美育殖民地的努力，這同時也體現出布魯姆作為一名唯美主義者其美學思想與文化策略重心在后期的滑移與轉變。

　　綜而觀之，我們可以發現，布魯姆的美學歷程（或曰美學思想）實際上可分為兩個階段，即前期的“為藝術而藝術”階段和后期的“為藝術而生活”階段，前者強調藝術的獨立性、審美的自主性，關注的是藝術本體內在構成，其視閾是封閉的，而后者關注的重心在于藝術的目的指向，即倡揚生活的審美化，人生的藝術化，強調藝術面向生活，審美走向社會，走近生活，走入大眾，其本質是主張審美感性對日常生活工具理性的滲透、顛覆與控制，其思維模式與形態是開放的。因此，與其前期美學思想相比，布氏后期美學思想有了很大的不同，這也體現了唯美主義思想的另一面。在其中，我們不難發現奧斯卡·王爾德等唯美主義者的影子。眾所周知，布魯姆在美學思想上深受沃爾特·佩特和奧斯卡·王爾德的影響，后兩者不僅在美學理論層面提倡精英主義的“為藝術而藝術”，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積極主張和踐行生活的藝術化。如“佩特《文藝復興史研究》的結論部分其核心思想就是提倡生活的藝術化。后來佩特在評論華茲華斯時將此概括為‘以藝術的精神對待生活’”，“佩特的學生和追隨者王爾德則把生活藝術化原則廣泛地付諸生活實踐。從服裝用具到舉止談吐，從室內裝修到書籍裝訂，從青瓷花瓶、孔雀羽毛、日本屏風到中國明代家具，日常生活的一切方面包括生活用品的選擇，無一不奉行藝術化原則以追求審美效果的極致”。[3]因此，從本質上講，與佩特及王爾德等唯美主義者一致，布魯姆在美學理論與實踐上也存在著相似的悖論，即在理論觀念層面主張藝術與生活的區隔與對立，而在生活實踐層面又通過施行藝術/審美的物化與對象化，提倡“生活模仿藝術”，實現藝術與生活的融合與統一。

　　但是，作為特立獨行、個性獨異的文學批評家，布魯姆雖然與王爾德等都同屬現代主義美學陣營及流派，其美學觀點與后現代主義“日常生活審美化”潮流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他們（即布魯姆與傳統唯美主義者、后現代主義之間）在美學思想尤其是生活藝術化的觀點與主張上還是存在著重要差異甚至對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