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以“生活文學化”對抗唯美主義和后現(xiàn)代主義“日常生活審美化”

　　首先，布魯姆將其論題對象域僅限于“文學”。唯美主義“為藝術而藝術”、“為藝術而生活”的理論命題對于布氏而言更準確地講應該置換為“為文學而文學”、“為文學而生活”。即布魯姆雖然認同唯美主義的上述主張，但唯美主義廣義的“藝術”對于他而言只指文學，而不包含其它藝術門類（即狹義的藝術）。雖然“文學”、“（狹義）藝術”在本質上均為張揚審美感性為特征、堅持自為為原則的學科門類，但它們之間還是有區(qū)別的：“文學”是以文字為媒介的學科門類，而“（狹義）藝術”則是以線條、音符、色彩、畫面等為媒介的門類。布魯姆之所以終其一生不越規(guī)，不逾矩，唯獨鐘情于文學，在文學批評領域筆耕不輟，并一直從文學的層面或視角接受、思考、理解、踐行唯美主義“為藝術而藝術”、“為藝術而生活”的美學理論與主張，這與他從小深受文學熏陶、對文學這一古老藝術門類一往情深，并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文學“慣習”有著直接而深切的關聯(lián)。這從其后期以文學的眼光來看待、審視生活即可見一斑。因此，對于布魯姆而言，唯美主義“為藝術而生活”的理念其實是“生活文學化”（包含“文學生活大眾化”）。當然，無論是生活藝術化，還是生活文學化，其本質都是生活的審美化，而且“審美的生存方式早就被哲學家們熱烈地討論過：基爾凱郭爾、尼采等人，都主張藝術不只限于少數(shù)人和特定的場所（博物館和音樂廳等），而應成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及至海德格爾，亮出‘詩意棲居’的旗幟，提出了在一個日益科層化和工具理性化的世界中如何生存的問題；當代哲人福柯，更是主張一種生存的策略，一種‘審美的生存’”，[4]那么，布魯姆強調生活的文學化而非藝術化又有何特別用意呢？這就涉及到布魯姆與其它唯美主義者以及當代日常生活審美化潮流的另一個重要差異。

　　早期的唯美主義者由于秉持“生活模仿藝術”的理念與理想，這樣就導致他們在生活實踐上自然走向生活審美化，并的確身體力行，王爾德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而與他們在藝術自律問題上的理論凌空高蹈姿態(tài)與精英色彩迥然不同的是，唯美主義者在生活的藝術化問題上則走向了另一個極端，主張審美的泛化，日常化，時尚化，視覺化，實用化，這充分顯露出唯美主義者凡俗化生活美學思想的一面。“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理論上倡導精英文化的唯美主義者在實際生活中卻不斷向日常生活和流行文化靠攏”，“……唯美主義實踐已經(jīng)超出了傳統(tǒng)藝術的范圍。與生活藝術化密切相關的往往是我們今天稱之為時尚或生活方式的東西：時裝、家居、裝潢、室內陳設、工藝品、收藏品等等不一而足。”[5]在此一階段（工業(yè)化時期），唯美主義者們野心勃勃，懷抱雄心壯志，試圖通過審美（形式）的物化、視像化和日常化，以藝術改造和顛覆機械、庸常、乏味、“鐵籠”般的日常生活，以感性對抗、刷新日常工具理性，從而重構多向度、完整、感性與理性兼具的社會主體，并通過使審美向日常生活的廣泛滲透與擴張來實現(xiàn)藝術對世界的掌控，建立烏托邦似的審美王國，并最終實現(xiàn)對人類的（精神）救贖。

　　唯美主義者的上述生活藝術化主張與實踐其實在一定程度上類似于其后消費社會的“日常生活審美化”，或者說是日常生活審美化的早期/雛型階段。但與后現(xiàn)代主義階段的日常生活審美化潮流不同的是，唯美主義階段的日常生活審美化（生活藝術化）是基于資本主義工業(yè)發(fā)展而非發(fā)達時期涌現(xiàn)的，在這一時期，經(jīng)濟、社會的主導結構模式與類型是生產(chǎn)型的而非消費型的，即物質商品和文化產(chǎn)品的生產(chǎn)主體在社會文化的權力體系秩序中具有絕對的話語權和支配權。由于唯美主義者大都是當時的社會、文化精英，都是高雅文化的代表，因此，可以想見，唯美主義的日常生活審美化并不如后來后工業(yè)化時期消費社會的日常生活審美化那樣商品化、日常化、平民化、平面化得徹底，其審美物化的產(chǎn)品/對象中依然殘存著依稀可見、若隱若現(xiàn)的精英文化風格、品味與趣味；而且，這種審美化在當時的唯美主義者那里主要還是一種理想訴求與文化愿景，并未廣泛地推及或普及至文化大眾、市井百姓，若有的話也主要是在唯美主義者個人或文化、社會的小群體、小圈子中展開。因此，這時的日常生活審美化其美學形態(tài)主要還是現(xiàn)代主義的，藝術與日常生活、社會大眾還是區(qū)隔分明、貌合神離、若即若離，日常生活審美化的程度以及廣度都遠不及后現(xiàn)代社會文化語境中的日常生活審美化。但是，盡管如此，唯美主義生活藝術化的主張與實踐已為審美走向生活開啟了重要的篇章，并為后之日常生活審美化潮流的全面、深入展開、到來與興起作好了思想、社會、文化、心理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