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現代社會中藝術家與商人、審美與資本的合謀，不僅會導致審美的淺層化，而且由于資本占有更大的話語權與更多的股份，并且為賺取盡可能多的利潤，資本家必定會以最直接、最便捷的形式（圖像）、文化大眾最容易接受的方式（通俗甚至媚俗，對文化去精取粗，去雅取俗，去難取易）、使盡可能多、最大范圍內的民眾接受其藝術商品，而結果便必然是審美的大眾化與粗鄙低俗化。彭鋒指出，審美大眾化代表著“大眾的平均化的審美趣味”，從審美的層面上講，“大眾文化是一種美的平均值的文化，是一種缺乏個性的審美文化，是一種媚俗的審美文化，是一種以美的名義來絞殺個體的審美感悟力的文化”。[14]而審美在日常生活化的過程中，或者說藝術在從象牙塔進入社會的過程中，或主觀（媚俗）或客觀的原因（圖像/形像化的困難），藝術不可避免地被粗鄙化、庸俗化了：“那個古老的夢想，即通過引進美學來改變生活和現實的夢想，看來已然實現。但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從藝術中搬來的不過是最淺薄的因素，實現于最粗糙的形式之中。優美充其量不過是轉換為美麗，而崇高則降為可笑：拿破侖已經指出，從崇高到可笑只有一步之遙。”[15]而在這一過程中，代表著美學精神的自由、獨立、人性等精神內核與精華則被商人、資本家買櫝還珠似地人為拋棄了，原本是象牙塔中的優等品，在生活中則褪變成為粗制濫造的劣質貨。另一方面，日常生活審美化導致“美的事物無處不在”，“表層審美化日益擴張”，人們在審美體驗上出現“麻痹化”（anaestheticization）（威爾什）的癥狀，“美原本具有的那種令人震撼和難以企及的獨特品質”——如傳統藝術所獨具的韻味審美和現代藝術所特有的震驚、恐懼審美體驗——“在廣泛的審美化過程中被消解了”，[16]于是美又變成了平淡無奇、唯美主義者所謂的“看”而不是“看見”的東西。

　　因此，日常生活審美化導致的是審美的表面繁榮，它帶來的只是審美形式隨著資本的擴張和商品的泛濫而在空間范圍內的無限繁衍、增殖、變異，而美學精神失落，美學品格貶值，它們作用的主要是大眾的視覺感官而非內在心靈，其美學功能失效，這遠未達至唯美主義者最初預期和設計的建設審美烏托邦的理想，因為具有諷刺意味或者說反諷意義的是，它最終導致的是理性對感性、生活對審美的反控制和商品/物對人的反占有。這不勝悲哀。而且，它還極大地消解、破壞了唯美主義審美自主的美學原則。因此，從結果來看，日常生活審美化、審美的泛化、生活藝術化并不意味著審美的勃興和繁榮，相反，它意味著藝術危機時代的到來。而這正是由于唯美主義在不經意間打開了藝術危機的潘多拉之盒。

　　作為生活于后現代消費社會中的現代唯美主義者，布魯姆正是察覺和意識到傳統唯美主義以及后現代主義在生活與藝術關系問題上所存在的理論缺陷和所引發的現實危機，提出了自己獨到的“生活文學化”、“文學生活大眾化”的美學主張，對唯美主義的生活藝術化以及后現代主義日常生活審美化理論主張具有一定的糾偏補弊作用。

　　首先，布魯姆的“生活”并非是指（或主要是指）日常生活，即“‘自在的’類本質對象化，包括自然情感、自然狀態下的生活基礎，即衣食住行、婚喪嫁娶、飲食男女、言談交往等日常生活領域”，而是指“由科學、藝術、哲學等構成的‘人類精神和知識領域’”[17]，即非日常生活。很明顯，后者相對于前者是生活的一種高級、復雜形態和升華階段。因此，他的“生活文學化”更多地是關注審美主體內在精神與心靈景觀的審美化，而非如早期唯美主義者所提倡和踐行的時尚化、日常化、表面化、實用化。也就是說，布魯姆更關心主體的精神和意識層面的生活以及個人人格的成長，如他在《西方正典》中談及文學經典的功用時，就明確地說道：“莎士比亞或塞萬提斯，荷馬或但丁，喬叟或拉伯雷，閱讀他們作品的真正作用是增進內在自我的成長。”[18]在《如何讀，為什么讀》中他也說：“最終，我們讀書——如同培根、約翰遜和愛默生都同意的——是為了增強自我，了解自我的真正利益”，[19]“善于讀書是孤獨可以提供給你的最大樂趣之一，因為，至少就我的經驗而言，它是各種樂趣之中最具治療作用的。它使你回歸另一性，無論是你自己的，或朋友的，或那些將成為你的朋友的人的另一性。想象性的文學即是另一性，本身即能減輕寂寞感。我們讀書不僅因為我們不能認識夠多的人，而且因為友誼是如此脆弱，如此容易縮減或消失，容易受時間、空間、不完美的同情和家庭生活及感情生活種種不如意事情的打擊。”[20]因此，布魯姆的“生活文學化”主張實際上是試圖通過內在精神的審美化對抗后現代外在社會對人的物化、異化、商品化、工具理性化，沖出、超越消費社會構織的物質欲望包圍圈與重重羅網，走向審美的烏托邦，并重建主體在日常生活中所缺乏或正在流失的“自由精神、獨立意識、完善人性”。一句話，布魯姆意欲改變的不是當代社會個體的日常生活（景觀），而是其精神生活（景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