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布魯姆以自己獨特的“生活文學化”主張，反對、抵制傳統唯美主義、后現代主義日常生活審美化的審美視像化、虛擬化、表層化、庸俗化傾向。布魯姆通過著意強調“文學”的出場與在場，凸顯以語言文字為媒介的文學作品的中心與主導地位，有意排斥以圖像、線條、色彩、音符為媒介的藝術品，尤其拒斥視覺藝術產品和電子、數碼虛擬產品。在《西方正典》中，他曾多次表達了他對圖像時代的到來和擬像/聲像產品泛濫的反感、忿恨和對文字文化時代以及文學作品的眷戀。“也許閱讀的年代，如貴族時代、民主時代和混亂時代，現在都已經到了盡頭，再生的神權時代將會充斥著聲像文化”，“今日所謂的‘英語系’將會更名為‘文化研究系’，在這里，《蝙蝠俠》漫畫、摩門教主題公園、電視、電影以及搖滾樂將會取代喬叟、莎士比亞、彌爾頓、華茲華斯以及華萊士·斯蒂文斯”，[21]“總有（希望是）源源不斷的讀者不理會新興科技發展的分擾而專注于讀書。有時我試圖想像約翰遜博士或喬治·艾略特會如何面對MTV說唱音樂，或他們會如何體驗虛擬世界，而當我想到他們必定會對這些非理性的娛樂加以嘲笑和拒絕時，心中就感到十分欣慰”，[22]“我想，正是對這些名篇佳作的極端喜好才激起我對如今屏幕上的東西即電子書籍之類不屑一顧。我喜歡那些向往已久的書籍的紙張、外觀、重量、手感、印刷，甚至是書頁空白……”，[23]“……當我們從卷軸書進步到手抄本，再到印刷裝訂書籍時，那是一個巨大的文化發展過程。在我演講并預言大量投資電子書籍的出版商們會遇到經濟災難時，我的頭腦里充滿了那些詩卷的可愛形象，那些詩卷伴我度過了童年，成了我幼時周遭乏味環境中的光輝偶像。”[24]而布魯姆在《西方正典》、《如何讀，為什么讀》、《影響的解剖》中對文學（閱讀）不遺余力的鼓吹與宣揚，可以視作是他逆圖像文化時代的大潮，以文學奮力聲討、抵擋消費社會中圖像、電子文化對審美領域侵蝕、侵占的一篇篇戰斗檄文。而原因之一則是基于他對文學審美與視覺圖像審美的比較結果：前者具有一種深刻的內視性特征，而后者則以虛擬化、表層化、膚淺化的外觀性為其特色。“正如我一些失明的朋友所證實的，（文學）閱讀在其深層意義上不是一種視覺經驗。它是一種認知和審美的經驗，是建立在內在聽覺和活力充沛的心靈之上的。”[25]另外，他還以紙質文學的（物）質感、真實感、親近感對抗電子文化產品的虛擬性或者說擬像性、隔膜性，即以傳統媒介文化、文學反對現代電子媒介文化、文學。

　　而更進一步講，哈羅德·布魯姆的“文學”話語只指高雅文化文學（文本），而不包括其他如主導文化文學（文本）、大眾文化文學（文本）、民間文化文學（文本），并奉“崇高”為其唯一或主要美學內質與特征——其具體表現形態則是文學史上的經典作家所創作的經典作品，具體范圍則是他在《西方正典》中所羅列的、類似宗教圣典性質的、“去意識形態化”的、從神權時代到貴族時代、從民主時代到混亂時代的“唯美”經典文學文本。深奧性、原創性、陌生性、獨特性、關注彼岸性是其突出特征。他特別反對對于帶大眾文化性質的通俗文學、暢銷文學作品的閱讀。“我被一再地告誡說，孩子們讀什么無關緊要，只要他在讀書就行，不管他讀的是哈利·波特還是斯蒂芬·金。對這種說法我不敢茍同，因為學著去讀《哈利·波特》會使你進而要去讀斯蒂芬·金的小說，這也正是后者在評論最新的《哈利·波特》時得意地宣稱的。這篇評論發表在反文學的《紐約時報周日書評》上。”[26]因為大眾文學或通俗文學所關注的主要是人類生活的此岸性、現世性和日常性，而復制性、膚淺性、快餐性則是其顯明的表征。

　　因此，通過強調文學的文字以及（高雅）文學圖像化轉換的難度（如詩歌），布魯姆著意反對圖像化、數字化閱讀，并抵制這種傾向；通過強調文學、內視性審美和宗教式崇高精神關懷，反對日常生活審美化的視覺化（追求、沉迷于視覺快感）、外觀化、表層化和物質化；通過強調文學審美品格的高雅性，審美欣賞的難度性，經典作品的獨特性、個性、陌生性、未來指向性，有意制造審美者與作品之間的距離與張力，形成陌生感，以經典性、原創性、高雅性、審美的純粹性對抗大眾文化的大規模復制與模式化、類同化、快餐化、低俗化、商業化，反對日常生活審美體驗的麻痹化和庸常化，使審美主體在（高雅）文學生活中擺脫日常生活審美中圖像和物質對人的束縛與操控，重新恢復其主體性、主動性和積極的審美感知，重新體驗傳統藝術和現代藝術所具有的“韻味”、“震驚”、“恐懼”等體驗，重新獲得自由的精神，獨立的意識，完善的人性，升華的人格和滌蕩的心靈。簡言之，如果說日常生活審美化是一種物質化、表層化的審美化，那么布魯姆的生活文學化則代表著一種精神化、深層化的審美化；而種種跡象表明，他正企圖以此引領審美大眾走出當下日常生活審美化所引發的審美與生活困境。換言之，布魯姆不贊同人們生活在“藝術”的世界里，以“異在”（馬爾庫塞語，即藝術）對抗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發達工業社會的“異化”（馬爾庫塞的觀點），而是呼吁人們生活在“（高雅）文學”的世界里，以經典文學的“陌生性”反抗后現代社會日常生活的“異化”，從而實現被拯救的目的。因為“藝術”已被“日常生活化”了，已與后現代/后工業社會文化現實或“異化”的社會合二為一或被同質化，“異在”已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