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與傳統唯美主義生活藝術化和當代后現代主義日常生活審美化不同的是，布魯姆“文學生活大眾化”的“大眾化”并非是指審美的通俗化，甚至庸俗化，而是指文學的普及化，即使高雅文學、純文學向盡可能多的大眾覆蓋，使最大范圍、最廣層面、最多數量的社會大眾接受經典文學或者說具有彼岸指向性文學的審美教育。因此，相對于傳統唯美主義和后現代主義，布氏的文學生活大眾化不僅不是意味著審美品位與格調的降低，反而意味著審美品位的提升——對于日常生活（審美）的超越。因為無論是舊唯美主義還是后現代主義都試圖消解藝術與日常生活、審美與大眾之間的界限，使審美走向生活（盡管其初衷并不一致），再加之消費社會中資本的滲入，伴隨著對利益/潤的渴求與追逐，審美與藝術在走向大眾的同時，也一步步淪為媚俗的、彌漫著濃厚商業氣息和透露出強烈功利/用色彩的平均質文化。而布魯姆則堅持其精英主義審美立場，堅決維護文學與大眾之間的界限、距離與張力，拒絕文學的通俗化、淺易化、功利化（道德說教化）、平庸化、資本化，堅持其超越性的審美品格。因此，布魯姆的“文學生活大眾化”既使審美走向了大眾，同時又吸取了日常生活審美化的前車之鑒，使文學與大眾處于一種“若即若離”的關系樣態，盡可能防止文學的繼續滑坡與墮落，阻止文學困境的進一步加劇與惡化。如果說王爾德等可歸入舊唯美主義之列，他們為反資產階級的平庸生活和工具理性而提出的“生活藝術化”主張，是現代工業社會中后現代主義美學思潮的初步萌芽，那么哈羅德·布魯姆則是傳統唯美主義的革新者，是舊唯美主義的修正者，是一位新唯美主義者，他為修正舊唯美主義的“生活藝術化”主張和反后現代消費社會的日常生活審美化、圖像化、大眾化、庸俗化洶涌浪潮而提出的“生活文學化”口號，是后現代發達工業社會中的現代主義美學逆流，它以其思想的獨異性和獨特的理念設計，對后現代美學的偏頗與缺陷起到了一定的矯正和彌補作用，同時也一定程度地維護了當代美學形態的多元性和生態多樣性，維持了其動態平衡和健康發展。
結語
總的來講，布魯姆的“文學”代表著一種精英主義審美趣味和生活方式，而“生活文學化”、“文學生活大眾化”實際上是他反對后現代主義審美文化、力圖在社會大眾中推廣、普及其精英主義審美趣味和生活方式的理論與主張，同時也代表著現代主義美學（潮流）對后現代主義美學（潮流）的一次反擊與倒算：布魯姆以文字（代表著深層話語模式）對抗圖像（代表著淺層話語模式），以嚴肅對抗游戲，以高雅對抗平庸，以精神對抗物化，以審美感性對抗工具理性，以恢復完整自我對抗異化、碎片化，以經典對抗庸常，以經典性對抗復制性，以永恒性對抗快餐性，以浪漫想像對抗庸常現實。哈羅德·布魯姆的“生活文學化”主張無疑對后現代社會與文化語境和美學困境中的理論家與文化大眾具有積極的啟迪、反思價值和意義。
注釋：[1]孫康宜：《我曾卷入四次論戰——哈羅·布魯姆訪談》，載《書城》2003年第11期，43頁。
[2]Harold Bloom,The Anatomy of Influence: Literature as a Way of Life(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1),p.4.
[3]周小儀：《唯美主義與消費文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3頁。
[4]周憲：《審美現代性批判》，商務印書館2005年版，432頁。
[5]周小儀：《唯美主義與消費文化》，5頁。
[6]杰姆遜：《后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唐小兵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145-146頁。
[7]周憲：《審美現代性批判》，437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