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如何規制

　　在規制邏輯上，是否規制與如何規制是兩個層面的法律問題。就此，《行政許可法》第13條規定，在政府規制以外，還存在其他方法來達到規制目標，其中，市場競爭和自我規制具有方法論上的優先性。如上所述，這一規定蘊涵著回應型規制理念，即國家強權應慎入新興產業，除了“威懾”和“服從”模式之外，應綜合采用懲治與說服策略。(27)

　　作為城市公共交通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出租車行業受到嚴格管控。其中，核心手段之一是價格控制。一般情況下，出租車服務采取的先確定交易主體再確定價格的主觀交易方法，即只有乘客預先確定具體出租車后，才能與駕駛員具體商討服務價格問題。由于此類價格以面對面磋商的方式達成，很難擺脫具體主體和具體情勢的影響。為減少信息不充分、過度競爭和談判地位不平等所導致的不利后果，政府積極介入進行價格規制有其必要性。(28)問題是，如果對出租車客運服務進行價格管制，則相關市場會因為價格引導機制的受限而產生扭曲。主要表現為：

　　(1)服務數量難以滿足市場的實際需求。

　　就具體服務而言，在交通高峰期間，盡管出租車服務需求陡增，但是因為價格固定，出租車司機更傾向于選擇在此時從事交接班、加油加氣活動或刻意避開交通擁堵路段，這反而加大了局部地區交通供需之間的矛盾。就整體服務而言，由于出租者服務提供者以固定價格提供服務，在市場容量固定的情況下，任何競爭者進入該行業均將攤薄原有行業的利潤，必然會遭受既得利益者的極力反抗。在國內，出租車行業多以公司化方式經營，此類公司可以極低的成本相互聯合，抵制開放出租車市場，更容易形成事實上的行業壟斷。

　　(2)服務質量難以滿足市場的多樣化需求。

　　作為大眾交通手段之一種，出租車車輛和從業者很難提供多樣化的服務。由于價格固定且行業壟斷，出租車經營人所提供的服務質量往往要低于市場預期。不僅車輛低廉、整體狀況堪憂，駕駛人員的服務意識也低于一般競爭行業。

　　因為價格固定導致的服務數量和服務質量難以滿足市場需求，成為當前各國出租車行業規制的共同現象。為了促使出租車行業提高其服務質量，各規制者通常會制定詳細的規章流程，并力圖通過出租車經營公司化的方式，降低相關的監督成本。為使出租車行業的服務數量滿足市場需求，規制者也會適時增加營業牌照。但是，行政權力確定的牌照數量定然難以與市場實際需求相一致，由此導致，數量過多則出租車行業經營不景氣，數量過少則市民的基本出行要求得不到滿足。與此同時，由于數量限制和質量要求能為規制者和被規制者帶來的豐厚的貨幣或非貨幣利益，出租者行業的規制制度一直飽受詬病。(29)

　　可以認為，借助于傳統的規制制度，規制者和被規制者形成了某種形態的“攻守同盟”。因此，當一個新的業態出現，并且威脅到出租車行業的生存時，規制者的本能反應可想而知。然而，根據《行政許可法》第13條，規制者在行政介入之前，必須考慮，是否存在其他市場手段或自我規制手段來到達同樣的規制目標。這意味著，在對互聯網專車平臺實施行政介入之前，應考慮到其他的可能性。就此，我們發現，與傳統出租車行業不同，互聯網專車平臺具有獨特的價格形成機制。前者采取先確定交易主體再確定交易價格的主觀交易法，后者采取先確定價格再確定具體交易主體的客觀交易法，即由乘客通過網絡平臺向整個市場報價，得到市場回應之后，交易就撮合成功。此類價格在一個“脫域”的抽象體系內達成，很少受到交易主體特征和交易環境的影響。因此，政府并無介入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