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可以從詞源學上來深化對共產主義的考察，畢竟，共產主義這個詞匯，并非馬克思的創造，甚至也不能算是19世紀的獨有的一種政治訴求，嚴格來說，在托馬斯·莫爾的《烏托邦》之前，在西方的詞匯中就已經誕生了這個詞匯的根源。英語共產主義Communism的詞根是Commune，這個詞實際上帶有共同體的色彩，不過，我們更多時候喜歡將它翻譯為公社，如巴黎公社(La Communede Paris)。Commune這個詞，有一個更久遠的詞源，我們可以將其回溯到古希臘語的κοινωνíα，這個詞與基于血緣和家族關系形成的部落(tribus)和城邦(polis)不同，它完全是由一些在血緣關系上沒有太多干系的成員，基于另一種特殊的背景和信仰而結成的一種團體，這個團體一旦結成，就會超越于一般個體的集合。這個詞在后世的拉丁語中，被翻譯為更接近于現代書寫的communitas。在當代意大利左翼思想家羅伯托·埃斯波西托(Roberto Esposito)的分析中，他指出communitas這個詞的詞根是common，即古希臘的κοινωs。這在古希臘語中原意是一個動詞，即“分享”，并通過
這種共同分享的行為，使每一個進行分享的成員在其中結為一個整體。相反，那些不愿意參與分享的成員，便會遭到整體排斥，埃斯波西托說:“在所有的新拉丁語語言中，‘common’都意味著不專有(proprio)，那些共有之物，就絕非那些專有之物(Quod commune cum alio est desinit esse proprium)。就是說，這些東西不止屬于一個人，而是屬于許多人和所有人，因此它們是‘公共的’，而不是‘私人的’”［3］3。為了說明共同體的這個特點，兩位同為意大利的左翼思想家，奈格里和阿甘本(Agamben)同時想到了阿西西的圣方濟各(San Francesco d’Assisi)。中世紀的圣方濟各會的開創者奈格里倡導基于貧困和個體一無所有的共同體修道體制，他說道:“圣方濟各的行乞命令宣揚窮人的美德，既是為了反對教會權力的腐敗，也是為反對私有財產制度———這兩者是緊密相連的”［4］34。與哈特和奈格里不同，阿甘本更看重的不是圣方濟各會在拒斥財產上的消極態度，他更關心的是隱修生活和對財產拒斥之中，在所有圣方濟各會僧侶之中形成的一種共同生活方式，即共同生活(koinos bios)。阿甘本寫到:
“共同生活”的觀念似乎擁有一種明顯的政治含義。……而在《修道規程》(Cenobitic Institutions)導言中，圣卡西安(Cassian)將共同生活作為其“規章”的目標，并伴之以“提升我們的行為”，即表達了“完善生活”的目的。修道院，就像城邦一樣，是一個旨在實現“完善的修道生活”的共同體。”［5］11
阿甘本已經將共產主義的意境提升到了一個全新的境界。這種新的共產主義觀念的根基是一種共同生活的方式，一種新的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不能將處于共同體之中的個體分出彼此，因為他們可以在這樣一種共同生活的方式中，構筑出一種新的生命形式，從而將自己塑造成這種共同體的主體。在這一點上，法國思想家讓-呂克·南希與阿甘本的看法是一致的，“共同體不僅是由任務和利益的公正分配所構成，也不僅僅是由權力和權威的美妙均衡所構成，而是說，它首先是眾多成員當中對身份的分享、傳播或浸潤所構成，其中的每個成員僅僅通過輔助性的中介即他與共同體的生命機體的認同而得到認定”［6］23。的確如此，共產主義的魅力并不是首先在于對財產所有權的利益的懸置，也不在于奈格里所關注的貧窮，而是一種共同的生活方式，一種被共同體成員所共同享有和接納的生活方式，在這種方式之下，共同體的主體形式得以形成，這就是共同體(commune)的根本意蘊所在。換句話說，這種共同體的構成，就是共產主義得以成立的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