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個體范疇與共產主義的可能性

　　在進行下一步的討論之前，我們還有一個巨大的障礙。這個障礙就是被視為現代政治哲學核心的個體(individual)概念。我們或者可以這樣來提問，即共產主義是否可以建立在個體概念或范疇基礎之上?這個問題可以進一步帶來這樣一個問題，即個體的概念和范疇在歷史上一直都是普遍性的概念嗎?個體是否真的可以視為每一個人存在最自然的狀態?

　　事實上，這個問題的答案是否定的。盡管每一個人的個體性存在，在任何時代都不容置疑，但是，這并不代表著，任何時代的人首先從方法論和本體論上，就自然選擇從個體的角度來思考問題。換句話說，這種被今天的人們視為理所當然擁有權利和義務的個體的人的概念，實際上是一定社會歷史階段上的產物。這個概念本身，僅僅是一定的歷史階段上的產物，準確來說，現代個體概念，擁有一定的財產并享有一定的權利、履行一定義務的個體，實質上是啟蒙之后才被賦予的概念。它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依賴于被黑格爾稱之為市民社會(bürgerlich Gesellschaft)的東西。這種市民社會，從經濟基礎層面架構了整個現代社會的基本范式。在這個基礎上，由于嚴密的社會分工和交易的需要，原先隸屬于不同家族的帶有嚴格血緣關系的人的理解逐漸走向解體，同樣走向解體的還有以萬能的上帝為中心構筑起來的以神恩體系為尺度的被救贖的人的理解。這樣，在市民社會的背景下，每一個具有血緣和神恩質性的人，被抽離了血緣家族和神恩安濟的背景，以一種抽象的聯合的方式，加入到所謂的“市民社會”之中。因此，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中說道:“各個成員作為獨立的單個

　　人的聯合，因而也就是在形式普遍性中的聯合，這種聯合是通過成員的需要，通過保障人身和財產的法律制度，和通過維護他們特殊利益和公關利益的外部秩序而建立起來的”［7］174。從這段話我們可以看出，被視為現代社會基本模式的“市民社會”，實際上是當代政治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上出現的一種“社會想象性建構”(social imaginary constitution)，這種想象性建構一方面與新的城市共和國的興起有關，另一方面與歐洲財富的大量增殖有關，而在社會財富的大量增殖的過程中，一種更獨立、更趨于利益和算計的個體的人，便在近代資本主義社會誕生初期出現了。

　　對于這種精于算計的“理性人”或“經濟人”的形象描述，早期比較典型的代表是荷蘭思想家曼德維爾。他在其名著《蜜蜂的寓言》中就十分明確地指出:“我已經可以滿意地對自己說，我已經闡明了幾點:人類天生追求友誼的品性和仁愛的熱情也好，人依賴類型與自我克制所能獲得的真正美德也罷，這些皆非社會的基礎，相反，被我們稱作現世罪惡的東西，無論是人類的惡德還是大自然中的罪惡，才是使人類成為社會性動物的重大根源，才是一切貿易及各行各業的堅實基礎，生命和依托，概莫能外。”［8］235曼德維爾口中的惡德，正是被馬基雅弗利所稱頌過的人為自己利益而籌謀的本性，即一種基于自利的自我算計的本性。盡管在17世紀時，曼德維爾的“寓言”遭到了天主教以及新教路德宗和加爾文宗的一致批評，但這并不能阻止這種“精于自利的算計”的個體正在成為一個新社會的基石。在比曼德維爾稍早一些的英國哲學家托馬斯·霍布斯那里，曼德維爾的“精于算計的自利之人”變成了一個更為精致的自然狀態下彼此為利益而爭斗的個體的版本:

　　“所以在人類的天性中我們便發現:有三種造成爭斗的主要原因存在。第一是競爭，第二是猜疑，第三是榮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