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被消解的大眾，以包含性排斥的方式存在于共同體之中，而且共同體處在分裂和內戰的危險之中。阿甘本說:“如果消散的大眾——不是人民——在城邦中，僅僅是人的在場，如果大眾就是內戰中的主體，這意味著內戰仍然有可能在國家內爆發。”［11］57阿甘本完全否定了從個體的契約或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來觸及未來共同體的可能性，因為從當下既定的個體，或者說，在當下具有一定所有權的個體基礎上形成的契約法一定存在其例外狀態(stato di eccezione)，這個例外狀態是法律之檻(soglia)。在這個狀態中，表面上包括一切個體的契約法會出現一個特殊的真空狀態;在這個狀態中，由于法律自身的問題，既定的契約法被懸置，我們只能訴諸這種法律之外的東西來讓我們面對例外狀態的問題。阿甘本借用本雅明的口吻說:“在一篇本雅明死后出版的殘篇中，他如此定義這個爭議:一種世界狀態，在其中世界呈現為一種絕對無法被占有或法律化的善。”［12］100也就是說，問題不是數量的問題，或者這個契約法能夠涵蓋多少個體，讓多少個體獲得合法性的問題，因為世界存在的本身的多樣性和樣態的復雜性，作為個體的人的基礎本身就存在著巨大矛盾。在海德格爾那里，這些個體是向死而生的人，而制定契約的人和在契約法之下被治理的人實際上被現代政治哲學毫無疑問地等同起來，而個體的生命存在總是有可能打破任何既定的契約法所制定的規程，因為，面對具有絕對偶然性的世界，法律就無法涵括所有的事件和存在狀態。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只能做出一個簡單的判定，基于合理算計的個體而出發的任何政治哲學的思考，都不能真正擺脫現有社會的藩籬，亦即，它們不可能真正實現一種以絕對正義為志向的未來社會體制的籌謀。事實上，對于當代的左翼理論家而言，這個個體的范疇或“人”的范疇，實際上都依賴于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模式——市民社會。正因為如此，基于個體的邏輯演繹無法推理得出共產主義的概念和范疇，當代西方政治哲學，從根本上排斥了共產主義的實在性與合理性。他們的錯誤恰恰在于，他們用于理論的基礎個體出現了巨大問題，實際上，當我們面向一個未來的即將來臨的共同體，當代的存在狀態被立即懸置起來，不再起作用(inoperosità)，因此，我們必須從一個全新的根基來思考未來的社會的主體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