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生命政治學批判范式與共產主義新主體

　　對于如何從資本主義社會內部來實現共產主義的問題，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有過十分經典的描述，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就曾經說過:“共產主義和所有過去的運動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一切舊的生產關系和交往關系的基礎，并且第一次自覺地把一切自發形成的前提看作是前人的創造，消除這些前提的自發性，使它們受到聯合起來的個人的支配。因此，建立共產主義實質上具有積極的性質，這就是為這種聯合創造各種物質條件，把現存的條件變成聯合的條件”［2］122。對馬克思的這段話的解釋，可以有多種解讀，但是，我們至少可以從馬克思的論斷中讀出，實現共產主義需要兩個基本的前提:

　　(1)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前提:正如馬克思所強調的，共產主義需要一定的“現實基礎”。這種現實基礎是指生產力需要發展到一定的階段，這是實現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一個現實的客觀前提。當然，在馬克思主義的意義上，共產主義的實現也需要另一個客觀的前提條件，這就是馬克思強調的“推翻一切舊的生產關系和交往關系的基礎”。在后來的《政

　　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馬克思又強調了“政治經濟學是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的理論分析，因此它以發達的資產階級關系為前提”［13］36。這勢必意味著，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就是對具體的、現實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研究，而政治經濟學批判，就是從政治經濟學中所梳理出來的資本主義的基本關系，即社會變革或革命的層面對之加以批判。馬克思指出，“我們采用這種方法，是從歷史上和實際上擺在我們面前的、最初的和最簡單的關系出發，因而在這里是從我們所遇到的最初的經濟關系出發。我們來分析這種關系。既然這是一種關系，這就表示其中包含著兩個相互關聯的方面。我們分別考察每一個方面，由此得出它們相互關聯的性質，它們的相互作用。于是出現了需要解決的矛盾”［13］44，從而實現了從舊的社會生產關系和交往關系，向全新的社會關系和模式過渡。當然，在這個過程中，對資產階級社會現有的各種被視為理所當然的自發性的關系，必須要開宗明義地指出并加以祛魅，將以商品、貨幣、資本為中心構筑起來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徹底地從資本主義的神龕中拉下來。這樣做的目的并不像后現代主義所主張的那樣，進一步讓社會和生命片段化和原子化，社會的總體性更加分崩離析;相反，在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中發現“經濟學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間的關系，歸根到底是階級和階級之間的關系”［13］44。正因為政治經濟學發現了物化在物與物之間的關系實質上是一種資本主義等級制和階級關系的具體化，這樣，政治經濟學批判直接指向了對當下資產階級社會關系的革命。簡言之，共產主義的第一個前提就是，需要對當下的資產階級社會中凝結著貨幣和資本的奴役和物化的關系加以摧毀，以一種更為平等的、更符合人的普遍性和共同性發展的社會關系的建立，而這種社會關系的建立，將人們真正團結起來，形成一個共同體。

　　(2)生命政治學批判的前提。可是，在政治經濟學批判過程中，存在著一個邏輯上的問題:即一旦我們實現了政治經濟學批判范式所需要的社會關系的革命和改造之后，人們是否自動地進入到了共產主義社會?實際上，馬克思在上述那段文字中還有一個更為根本的前提，即“聯合起來的個人”。注意這個用詞，實際上，我們可以判斷，馬克思所依賴建立共產主義的主體并不是個體，而是聯合起來的個人，即一種新人。也就是說，共產主義的產生的另一個前提是“新人”的誕生，因為那種自利的、自由的、帶有自我意識個體是一種完全依賴于資產階級社會的個體，盡管它是一種概念化的想象，但這種想象在現實生活中塑造了市民社會中的每一個人。而今，是需要打破這種虛構的個體的形象的時候了，正如奈格里所說，“我們所浸淫于其中的社會已經完全從屬于資本的權力，我們將這種權力稱之為資本主義的生命權力。這種生命權力就是資本活動的產品，并且它擁有著全球的霸權”［14］163。如果奈格里的這個指認是正確的話，我們必須要面臨的問題是，我們不僅需要用政治經濟學批判對現存的社會關系進行革命和改造，也需要用生命政治學批判的范式來對人本身進行批判和改造。如果說政治經濟學批判范式為共產主義的實現創造了現實的客觀條件，那么，生命政治學批判為共產主義的實現創造的是共產主義的主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