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生命政治學的思考，濫觴于福柯的研究。在1976年法蘭西學院的講座中，福柯提到了從古典的可以生殺予奪的君主權力，向生命權力的變化。這種生命權力，或者說生命政治的崛起，與統治者在治理上的基本觀點的變化，使得統治者越來越發現那個被現代啟蒙所獨立出來的個體本身成為了治理的對象。這樣，新的治理技術針對的是“人的生命”，更精確地說，這種權力“試圖支配人的群體，以使這個人群可以而且應當分解為個體，被監視、被訓練、被利用”［15］229。在《生命政治的誕生》中，福柯追溯了這種新的治理技術恰恰是與前文提到的自利算計的個體是同時在歷史上發生的，也就是說，那種表面上獲得了自主權利和自由的個體，恰恰是福柯意義上的生命政治生產的產物。之所以具有了這種自由和自利的表象，恰恰是新的治理技術，即生命政治學得以開展的結果。資產階級現代社會不僅創造了以金錢、貨幣、商品、資本為中心的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基本架構，也以生命政治生產的方式塑造了可以參與這種關系的個體，這種個體被還原為自我理性化算計的原子。在這個意義上，對于統治階級來說，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人口本身的統計學一下子成為統治者最為關心的問題，“在十八世紀下半葉，出生率、死亡率、壽命這些過程，與所有的經濟和政治問題相聯系，構成了知識的首要對象和生命政治學控制的首要目標”［15］229－230。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重新理解前文關于個體的概念。在福柯這里，所謂的自由的個體完全是新的治理技術——即生命政治學——的結果，這種生命政治學產生了一種十分有趣的悖論——被治理的自由是被迫給予的:

　　“新治理技藝要被迫將自由生產出來，被迫將自由組織起來。因此，新的治理技藝表現為自由的管理者，這不是命令式的意思上的“你是自由的”(soislibre)，這個命令能立刻帶來矛盾。自由主義的表述不是‘你是自由的’，自由主義的表述只能是這樣的:我要為你產生出自由所憑借的東西，我將使你自由地成為自由的。”［16］53

　　福柯的生命政治學分析指出的一個根本問題是，資產階級社會之下的那種自由的自主的個體實質上是一種新治理范式的結果，這種范式就是生命政治學。在《領土、安全、人口》和《生命政治的誕生》連續兩年的講座中，福柯用十分翔實的歷史資料分析了中世紀的牧領政治是如何發展到資本主義的自由主義式的生命政治的。在福柯看來，生命政治的核心是生產，也就是說，它所操縱的不是人的死亡，而是人本身的生命。在此之后，治理權力關注個體的生產，將他們一個個生產為符合資產階級社會標準的自由的個體。

　　由于資本主義將治理范式從懲罰范式轉向了生命政治范式，因而，我們必須思考一個可能:我們如何才能像馬克思所說的摧毀資產階級社會的生產關系和交往關系那樣，來摧毀這種由現代生命政治所生產出來的自利算計的自由的個體。因為這種個體的存在，對于共產主義社會的實現來說，不是一種有效的動力，而是一種障礙。即便我們成功地實現了社會關系的改造，即完成了政治經濟學批判的過程，如果不能對這種生命政治所生產出來的個體進行批判和革命的話，政治經濟學批判和革命的努力也會付之東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