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或許可以說阿蘭·巴迪歐的基于事件的共產主義設想就是阿甘本的“最高的貧困”的生活方式的共產主義的翻版。用巴迪歐最經典的語言來說，“主體總是誕生于事件之后”，事件的發生，直接制造了與現實社會的斷裂。在一定程度上，現實社會的發展在事件發生的那一刻呈現為一種不連貫狀態，而在此時此刻，巴迪歐需要的是，在“大寫”的觀念之下，將參與運動的所有人合體為一個主體——即“組織”：

　　“組織在于大寫觀念與事件的互動。不過，這種互動僅僅只作為過程存在，當在過程之中時，當下的主體就是政治的戰士。戰士是復合型存在，因為正是再一次被大寫的觀念所把握住的造反運動讓戰士得以降生。……大寫觀念指向了一種即將到來的政治在歷史正生成的歷史性規劃——而這種生成在造反中得到原初的確證。例如，我們會說，當所有的斗爭都發動之后，平等“將必須成為”基本規則;可以在主觀上假定，“共產主義”指向了一種社會的可能性，這是一種徹底的區別，因為它從資本的搖擺中解脫出來，平等成為其法則，而那些建構它的人們的自由聯合成為其主宰。”［19］98

　　這樣，我們看到一個新的主體可能性，這個主體是對事件發生的忠實。在這種忠實和忠誠中，他們合體為一個主體，并推進了共產主義的真理的實現。是的，合體(cooperation)，這就是巴迪歐和齊澤克等人的答案。新的共產主義需要新的合體，這也是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反復提到聯合起來的而不是孤立的個體成為共產主義的主體。在這里，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個個體被融合到一個巨大的主體身體之中的狀況，也就是說，在事件之后，“開創了一種世界上的新身體形式，這身體形式就是真理的身體，或者說主體化的身體”［20］115。我們可以說，共產主義所需要的就是這種被聯合起來的“合體”的主體，這個“合體”主體實質上就是“新人”。這種“新人”的誕生需要我們基于生命政治學批判，對于資產階級的孤立的被還原為原子化的個體形式進行徹底的批判。而對于它的批判，我們不能簡單地像哈特和奈格里那樣，認為資本主義的非物質生產自動地完成了新主體的集體性的生產，即這種集體性自發地對生命政治生產進行了超越，恰恰相反，新主體需要一種新的生活形式，這種新的生活形式是基于事件或彌賽亞之后的大寫觀念而形成的。在事件之后，對于真理—事件的忠誠的個體被合體為一個具有真正普遍性的主體，它之所以是真正的普遍性，基于的正是真理的普遍性。而在這個基礎上，在巴迪歐等人看來，這是我們在今天通往一個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的唯一可能的道路。

　　參考文獻：

　　［1］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

　　［2］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3］ Esposito R． Communistas: The Origin and Destiny of Communi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

　　［4］邁克爾·哈特、安東尼奧·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