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所述,當代中國城市基層國家與社會關系的研究面臨諸多理論困境。這些困境的產生,一方面是由于基層空間自身的復雜性,國家與社會分析框架亦難以揭示其間所有的隱秘關系,事實上這也是任何社會科學范式在面對經驗現實時難以克服的困難;而上述理論困境產生的另一方面原因,則源于“國家與社會”范式作為特定的“知識生產”成果,所具有的政治、文化和意識形態等知識社會學屬性。因此,我們有必要對該理論范式進行更深入的“純粹社會學”(滕尼斯語)反思。

　　首先,“國家與社會”范式既可被視為是經驗世界的實體建構,亦可被視為是理論批判的抽象資源。早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國家與社會”以及“市民社會”研究在中國興起之初,就有研究者指出,“市民社會……無疑具有兩大可資運用的資源:一是市民社會可以作為中國現代化發展過程中的一種實體社會的資源;另一是市民社會可以作為一種認識中國現代化發展的解釋模式的資源”。“這兩種資源,一開始就存在著深刻的內在緊張。正是對這種內在緊張缺乏足夠的知識自覺,導致了中國市民社會論者在研究中的種種問題。”(鄧正來,1997b:616)然而縱觀二十多年來此領域的研究,多數論者似乎仍停留在將國家與社會關系視為是經驗世界的實體建構。其核心旨趣在于:以基于西方歷史發展經驗的“國家與社會”范式,觀照中國社會現代化與政治民主化的現實進路。他們不僅有意或無意地忽視了該理論范式作為認識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批判性理論資源的價值;更沒有意識到應用于中國研究時,該分析框架因實體建構與理論批判的不同維度而存在的內在緊張。這樣的研究盡管不乏其價值,但同時也是對“國家與社會”范式粗暴的、化約式的處理,割棄了該理論框架中最富生命力和批判性的部分,從而出現“每當無力揭示國家與社會的實際關系時,論者們便會直接借助‘國家’、‘國家與社會’或‘國家與社會互動’等語詞來彌補分析的無力”(鄧正來,1997a:610) 的現象。如此說來,不僅需要從實體建構的角度考察當代中國的國家與社會關系,更為重要的是要秉承該理論框架的批判內涵,在中國社會現代化與政治民主化的現實觀照下,對相關理論研究與知識積累進行反思。“正是深嵌在理論、問題和(特別是不同國家的)學術判斷范疇之中的集體性科學無意識……反思性的主體最終必然是作為一個整體的社會科學場域。”(華康德,1998: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