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國家與社會”范式的西方血統與中國應用之間不可逾越的鴻溝。眾所周知,當代中國社會科學的發展建立在全面學習和引入西方概念、理論、規范等的基礎之上。上述“西化”的過程在中國社會科學重建之初無疑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但中國學界很快便意識到了引入的知識和本土的傳統之間所存在的學術張力。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一場社會科學的“本土化”運動肇始于港臺并很快波及大陸地區。然而,學術移植與本土傳統之間無法逾越的鴻溝似乎一直是困擾當代中國社會科學研究的難題。“國家與社會”范式被引入當代中國研究領域,同樣具有濃厚的學術移植色彩。研究者往往將該分析框架直接套用到中國的經驗現實,如若兩者相符,則直接用西方學者的既有理論觀點進行解釋;如若兩者不符,則將其歸因于社會、文化等本土性因素,且多會以西方理論為理想標準對此進行批判,進而基于西方學術成果對中國“國家與社會”關系的建構做出規范性設計。事實上,作為社會科學概念的“國家”和“社會”,無論是在知識還是在實踐層面,中國與西方都存在顯著的區別。比如說現代民族國家生成和發展的過程中,西方的國家一般先于政黨產生。因而其政黨的主要功能在于推動國家的民主轉型。但中國的現代國家卻是由政黨建立的。中國共產黨繼承并實現了孫中山“以黨建國”的思想,建立了今天作為學術研究對象的“當代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由此,政黨就成為影響當代中國國家與社會關系不可忽視的一個重要因素,而源于西方的“國家與社會”范式卻并未將此考慮納入其理論范疇。至于“市民社會”,劉安(2009)曾撰文梳理和分析了學界對改革后中國“市民社會”的主要研究,并進而說明了這一西方學術話語與中國本土經驗之間存在的差異,以及在解釋中國時存在的無法克服的障礙。這樣說來,西方舶來的“國家與社會”范式到了中國時的水土不服也就可以理解了。難怪黃宗智直接說道,“國家與社會的二元對立是從西方近代歷史發展經驗中抽象出的一種理想類型,它并不適合中國”(Huang,1993)。行文至此,我們并非意在論證源自西方的概念理論無法應用于中國,而是要說明社會科學研究必須對學術移植過程中的知識斷裂時刻保持警惕。這要求我們的學術研究要從套用西方理論范式走向基于中國歷史和現實經驗的理論建構,及在此基礎上與西方理論范式的平等和理性的對話。

　　參考文獻:

　　[2]布迪厄、華康德,1998,《實踐與反思——反思社會學導引》,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3]鄧正來,1997a,《“國家與社會”研究框架的建構與限度》,王銘銘、王斯福主編《鄉土社會的秩序、公正與權威》,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4]——,1997b,《國家與社會——中國市民社會研究的研究》,王銘銘、王斯福主編《鄉土社會的秩序、公正與權威》,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5]——,2002,《市民社會與國家——學理上的分野與兩種架構》,鄧正來、J.C.亞歷山大主編《國家與市民社會——一種社會理論的研究路徑》,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6]福克思,2008,《政治社會學》,陳崎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

　　[7]耿曙、胡玉松,2011,《突發事件中的國家—社會關系——上海基層社區“抗非”考察》,《社會》第6期。

　　[8]顧昕,2004,《公民社會發展的法團主義之道——能促型國家與國家和社會的相互增權》,《浙江學刊》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