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之后,中國的自我變革為海外中國研究注入了新動力。這一時期開始,不僅西方學者擁有了進入中國內地進行經驗研究的機會;而且還有大量中國學者進入這一研究領域,從而碰撞產生出紛繁復雜的思想論爭,同時也極大地推動了這一學術領域的發展。海內外的學者對改革開放后中國國家與社會關系的判斷,開始出現了顯著分化。第一,有學者認為改革盡管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國家對社會的全面控制,社會也似乎看上去獲得了部分自主空間。但這并未改變中國強國家—弱社會的秩序結構。國家權力的后退不僅是有選擇的,而且也是有限的,其目的是為了在社會結構轉型的同時維持政治秩序的穩定。第二,有學者認為改革后的中國社會政治結構的一個重要變化是國家的強力控制有所弱化,行政權力在經濟和社會領域均有不同程度的退出;與此同時,非國家的社會空間獲得了發展的機會,社會的組織化程度較之以前有了明顯提高。據此,他們認為中國市民社會出現了良好的發展態勢,并可以預見未來一個強大市民社會的必然發展趨向。第三,有學者則認為中國的改革盡管動搖了國家全面控制社會的“全能主義”(鄒讜,1994)秩序結構,但并沒有導致一個西方意義上的“市民社會”或者說“公共領域”的產生。他們認為,與“市民社會”理論強調社會對國家的對抗不同,改革后中國的國家與社會之間形成了某種復雜的互動關系。此種關系的重要特征是在國家的認可與主導下, 社會的利益表達與政策參與渠道得以構建并制度化。因此,“法團主義”(Unger &Chan,1995)是理解當代中國國家與社會關系更為貼切的理論框架。第四,還有學者則認為,當代中國國家與社會關系并非簡單的孰強孰弱所能夠解釋清楚。在這里,“國家深受傳統中國社會的影響,而社會亦被國家所改造”(趙文詞,1999:47)。從未來著眼,“通過國家與社會間的良性互動與相互增權, 進而實現公民社會發展的法團主義之道,并構建能促型的國家,是中國最佳選擇”(顧昕,2004)。

　　在海內外學者關注中國國家與社會關系的諸多研究中,城市基層治理一直以來都是一個重要的論域。這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首先,從政治社會學基本理論而言,城市基層是國家與社會發生直接互動的重要場域。國家通過治理過程將行政權力下沉到基層社會,完成政治整合;而社會則借此表達利益訴求或是謀求自我服務。城市基層治理的實踐就是國家權力與社會力量互動、博弈、競爭和協作的過程,是國家與社會關系不斷調節的過程。其次,從當代中國城市基層治理的實踐而言,“1980年代中期以后,隨著經濟體制轉型的加快,許多人(包括學者、政府管理部門和市民)幾乎都開始議論‘單位人’向‘社區人’轉變而提出的各種社會問題”(李友梅,2007)。這其中,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出現了何種變化以及應該如何變化又是最為重要和最為關鍵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