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斯坦福的論證有三點值得注意。首先，蒯因和斯坦福都理解并且都認為不完全決定性與科學實在論或反實在論有關。要么是支持科學實在論(勞丹和萊普林)，要么假借工具主義來支持反實在論(斯坦福)。對于這些思想家來說，問題就是，這種關于理論的解釋以及它們與關于實在本質的形而上學主張的潛在關聯這樣的普遍問題。其次，斯坦福的進路依然是理論中心的(theory-centered)。他從對實際的替代理論的有效性的注意出發，無論是在原則上還是在現實中的。和迪昂—蒯因版本的區別就在于前面所提到的充滿幻想的替代理論——例如，一種普遍存在的力。在這方面，斯坦福的版本，同樣還有勞丹和萊普林的版本，仍然是整體論特征的。這種整體論要和諸如庫恩這樣的關于科學知識的理論家的整體論區別開來，庫恩論證了對證據的觀察和描述是負載理論的，并且在某種意義上已經預設了它們將要充當證據的理論。與關于意義的可觀察基礎的邏輯經驗主義者式圖景和關于意義的理論基礎的庫恩式圖景相比，不完全決定性假定了對觀察和描述的獨立性。它的支持者就面臨著要對在觀察和理論之間的關系進行解釋的問題，如果這種關系不是形式上的話。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斯坦福的論證基本結構和勞丹與萊普林是相似的。勞丹和萊普林從根本上論證了，我們并不知道是否未來將會以這樣的一種方式發展，即保持或者消解關于經驗等價的現狀，因此被他們看作是不完全決定性的基礎的東西——永久的經驗等價性——就被排除了。斯坦福論證了，我們并不知道是否我們沒能設想一個針對目前的理論和所接受的假說來說在經驗上獲得支持的替代性理論。在這兩種情況下，論證的關鍵是，我們不知道我們所不知道的(we do not know what we do not know)。我們不知道在自然界中的關系和過程的全部范圍。我們不知道我們的工具儀器和框架假設(framing assumptions)在未來會如何改變。我們不知道我們正忽略或現在沒能想起什么樣的替代理論。正是數據和理論之間關系的這種偶然性削弱了任何類型的關于這種關系的特征的絕對主義的或非時間性的主張。不過，正如我們無法論證不完全決定性的現狀是永久的，我們也無法論證貌似可靠的經驗支持的現狀也是永久的。可觀察的范圍或許會改變，并且處于競爭狀態的輔助信息也會改變。確實僅僅因為我們不能在那一刻設想替代的輔助信息(alternative auxiliaries)，這并不意味著，如果我們去設想它們，它們不會是貌似合理的。所以，勞丹和萊普林反駁不完全決定性的策略是失敗的。

　　如果我們不從關于科學理論的理論和一般論題的問題出發，關心實在論或者科學的認知權威性，而是從產生于對當前出現的科學研究的特定時期的考察的問題出發，那么，可能被稱作不完全決定性的東西，就有一種不同的特質。并且，和不完全決定性聯系在一起的理論狀況具有不同于經驗等價性的形式。無論我們是不是科學實在論者或反實在論者，不完全決定性都提出了一個問題，即我們如何分析證據性關聯。正如我的早期著作中關于不完全決定性問題的闡述，它考察的是在充當數據的單個觀察(或觀察的集合)的描述和數據所支持的假說之間的語義鴻溝——當這些被明確表達的時候。作為例子的有，考察在云室中軌跡模式的描述和基本粒子行為的主張之間在內容上的差異，或者血紅蛋白氧合的模式和腦組織通過磁共振成像測量脫氧以及特定的大腦/心靈活動的主張之間的差異。如果我們不考慮關于研究的一種虛構的結局，而是考慮此時此刻，并且描繪不是作為多重經驗等價理論的可能性的狀況，而是作為如下問題的狀況，即(1)確定證據的相關性，以及(2)對促進了這種確定的背景假設的評價。不完全決定性成了對科學認識論研究者而言的一個嚴肅挑戰。和整體論者的解釋相比，我們可以將其稱為關于不完全決定性的語境主義解釋。這是假說特性的，而且并不預設任何類型的整體論。在我早期的著作中，我展示了建立證據的相關性所需要的背景假設——如何能夠允許社會價值進入科學推理，以及如何轉移到關于知識的社會解釋來幫助保持科學的客觀性。到目前為止，在科學自身中未得到正確評價的發展不僅強調了不完全決定性問題和當代科學哲學的持續相關性，并且要求將分析進行擴展來強調這些發展。我將討論這三點。一個來源于我們要去理解的某些現象的復雜性；另一個來源于統計數據和假說的特征；并且越來越多的使用計算機建模來理解和預測復雜系統的行為，導致第三點的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