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并置。并置是漢代圖像敘述的另一種重要方式,某些過程稍長、情節復雜的故事無法用抓住頃刻的方式進行圖像轉譯,那么就可以轉而采取抓住該故事在不同時間點上的場景和事件要素的重要者進行并置,將這些重要的要素并置到一個畫面中,所摘取的要素必須是該故事在某個時間段的決定性頃刻。以這種方式所創制的畫面看起來只有一個場景,其故事的發展看起來也處于持續的變化過程中,但是細究其情節可以發現,它們往往包含2個或2個以上的場景,每個場景都代表該故事中重要的片段或階段。這樣的敘事方式既不同于單景式的頃刻敘事,又不同于連環畫式的連續、歷時敘事,其畫面雖然看起來合理,卻不符合一般邏輯。在武梁祠右壁第二層,以及同一塊墓地的其他兩個祠堂前石室和左石室中都出現了“荊軻刺秦王”的畫面。從該故事發展的過程分析,其最緊張最激烈的瞬間應該是荊軻投出匕首,匕首誤中銅柱,秦王繞柱奔逃的一刻。如果只是簡單觀看這三幅畫面,會誤以為工匠們確實將這一時刻進行了充分表現,符合把握“最富于孕育性頃刻”的原則,但實際上,這個畫面其實至少包括秦舞陽匍匐于地、荊軻打開盒子;荊軻揮動匕首割斷秦王衣袖;荊軻追逐秦王,但被侍衛阻止;荊軻投出匕首,誤中銅柱;侍衛營救秦王等五個場面。工匠不僅僅想要表現刺殺中最緊張驚險的一幕,而且想要表現整個故事。除此之外,在四川、浙江、陜西等地出土的漢畫像石上同樣有“荊軻刺秦王”的圖像,其表現形式與武氏祠這三幅大體不差,另外,武梁祠西壁的“豫讓刺趙襄子”畫像以及各地的“周公輔成王”畫像也曾運用這樣的手法。這樣的構圖方式具有多重優點,既可以最大程度地復原故事情節,又最大限度地利用了空間,同時還大大地延展了敘述時間,從而能夠極大程度地提升圖像的敘事表現力。這樣的構圖方式也并非漢代工匠的獨創,比如劉敦愿在《中國古代繪畫藝術中的時間與運動》一文中以故宮博物院所藏《宴樂銅壺》上的“弋射圖”為例論說了并置的構圖技法,這說明商周時代的工匠就已對此了然于心⑨。但是漢代的工匠在前人的基礎之上有所發展,對后世也產生了有效影響。比如北魏司馬金龍墓出土的漆畫屏風上,繪有“有虞二妃”圖像,將舜弟象、舜父瞽叟往井中填土以害死舜的場景和舜與娥皇女英商量對策時的場景并置起來,使畫面的敘事效果最大化。

　　①趙憲章:《“文學圖像論”之可能與不可能》,《山東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5期。

　　②王建中:《漢畫像石通論》,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387頁。

　　③丁曉輝:《母題、母題位和母題位變體——民間文學敘事基本單位的形式、本質和變形》,《民間文學研究》2013年第1期。

　　④李凇:《論漢代藝術中的西王母圖像》,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頁。

　　⑤汪小洋:《漢墓壁畫的宗教信仰與圖像表現》,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34頁。

　　⑥蔣英炬、楊愛國:《漢畫像石與畫像磚》,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29頁。

　　⑦萊辛:《拉奧孔》,《朱光潛全集》第17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23頁。

　　⑧錢鐘書:《讀〈拉奧孔〉》,《錢鐘書論學文選》第6卷,花城出版社1990年版,第76頁。

　　⑨參見李征宇:《頃刻與并置:漢畫敘事探賾》,《理論月刊》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