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三種研究范式的核心命題中，理性主義否定了價值與背景，文化主義否定了選擇與約束，而結構主義否定了行動與方向。為了克服這些缺陷，它們在相互批評中汲取其他范式的優(yōu)長來發(fā)展自己，這一發(fā)展過程的主要趨勢是探尋不同研究范式之間的一致性，并在堅持自己的核心假說和研究特點的基礎上吸收其他研究范式的理論。各研究范式的狹義理論都有明確的界限，很容易證偽，但其排他性忽視了復雜的經(jīng)驗世界，因而不能對豐富的社會生活進行令人滿意的解釋；廣義理論因吸收了其他理論而顯示出了經(jīng)驗上的吸引力，但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分析的效力。于是，在這三種研究范式之間，產(chǎn)生了純粹主義與綜合主義、狹義理論與廣義理論的競爭。

　　狹義的理性主義是純粹的意圖主義，視理性為行動的原因，而對環(huán)境與文化的作用予以簡化，把它們看成是個體的信念和欲望的附屬。廣義的理性主義擴展了理性主義的邊界，其方式是深入微觀而研究文化，探索宏觀而考察制度。一種廣義的理性主義向文化主義擴展，它將偏好與信念既看作原因又看作結果，當然它沒有把角色本身完全看成是由價值所建構的，也沒有完全轉向研究認知。另一種廣義的理性主義向結構主義擴展，將環(huán)境既看作原因又看作結果。當然，它沒有完全倒向結構主義，并未探求結構如何影響行動者本身的構成。

　　狹義的文化主義認為行動者在文化導引下進行選擇，物質結構是觀念即價值與信念的反映，因此，它通過分析文化如何決定選擇和結構來進行研究。廣義的文化主義不僅承認主體的價值與信念，而且承認主體間的價值與信念，它認為文化并不直接決定選擇，而是在根本上構成了選擇的規(guī)則，所以主體間的文化方法支持的是一種廣義文化觀。主體間的價值不再像狹義的文化主義那樣只強調“我的價值”和“我相信什么”，而把文化看成是“我和我們的問題”，是“我們相信什么”而不是“我相信什么”，這就解決了狹義文化主義難以解決的很多現(xiàn)實問題。

　　狹義的結構主義是唯物主義的，它認為基礎或下層結構驅動著邊緣或上層結構，視選擇與文化為結構的派生物，所以它并不承認文化對行動有重要的影響，將行動者的能動性最小化。廣義的結構主義承認結構中的理性與非理性對行動與傾向有重要的影響，研究集體行動與社會規(guī)范的結構及其物質化驅動力，即通過把理性和文化納入到結構之中來發(fā)展結構主義方法。

　　傳統(tǒng)的理論讓研究方法與理論核心保持一致，所以，它讓理論內部各種亞理論的差異最小化，而讓理論間的差異最大化。在這種立場下，變化或發(fā)展通常是微不足道的，研究得出的觀點有時禁不起證偽。綜合主義的立場推動研究方法超越其傳統(tǒng)內核以綜合其他方法，因而擴大了傳統(tǒng)內部的差異而縮小了傳統(tǒng)之間的差異。它的擴展通常更具吸引力，禁得起證偽，但這種研究路徑所得出的洞見可能是模糊的，應用效果也不明顯。因此，還有待于進一步的理論思考與構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