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兼容性理論與模型的發展

　　如上所述，建構一種研究模型把理性主義、文化主義和結構主義納入一個研究系統中，是當今比較政治學研究的主要趨勢。帕森斯的“單位行動”的概念及研究模型是綜合三大研究范式的較早嘗試。帕森斯提出意志主義行動的“偏好的行動框架”理論，試圖將利益、身份和制度實現一定程度的整合。這一研究使比較政治學的學者們更深入地理解了三大研究范式之間的聯結與分裂，從而形成了沿著這一路徑進行闡釋的重要研究方法或模型。但這一研究模型仍存在著缺陷，它未能在“單位行動”這一框架內合理解釋行動的產生、過程和結果。

　　韋伯的“社會行動”思想給這一研究以重要啟迪。利希巴赫擴展了“單位行動”的概念。他指出，行動者擁有目標，其處境由環境和手段組成。其中環境是外在的客觀要素，是行動者發展信念的限制因素；手段是行動者發揮能動性的選擇或行動方式。行動者運用自己的主觀判斷來理解自身的處境，并通過遵守若干規范的行動來應對自己的處境。所以，目標追求和手段選擇是由規范思考、理想標準或價值預期決定的，這就更合理地闡釋了三種研究范式之間存在著相互關聯的一面。

　　進而，利希巴赫認為社會性或“社會嵌入”的“單位行動”從三個層面即內層(個體層)、中層(集體層)和外層(方法層)揭示了各研究范式間的重要關系尤其是統一性。在內層或個體層次上，“社會嵌入”的“單位行動”認為每個人都處于特定的環境之中，一個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自己周圍的世界，他具有一定的能動性或主體性，有目的，有自由意志，可以運用理性并采取行動，其結果是個體具有創造力和責任感。

　　在中層或集體層次上，“社會性單位行動”在強調人都是特定社會秩序的組成部分的同時，對組成集體的個人集合進行了思考，指出結構與行動或個體與集體問題涉及三種行動者特性和三種相應的社會特性之間的關系：個體的欲望反映并產生社會規范，個體的信念順應并最終影響物質條件，個體行動聚合成并回應著集體行動。總之，在集體層次上，文化規范與環境條件影響著社會行動。

　　在外層或方法層次上進行宏觀綜合。由于“社會性單位行動”包含著各種構成要素，所以圍繞不同要素形成了不同的研究方法。理性主義方法專門研究個體選擇與社會行動，文化主義方法專門研究個體的欲望與文化規范，結構主義方法專門研究個體的信念與環境條件，它們從不同方面研究個體與社會環境的互動和關系。

　　個體與社會、個體與規范、個體與環境這三種關系決定了人們的政治關系：人是持續活躍的主體，他制造著制約自己的被動的客體，制造著歷史、社會、環境和規則，而歷史、社會、環境和規則也制約和造就著個體；人既是自主的創造者又是依附性的被創造物，既是創新者又是囚徒；這個世界既是事實，又是反事實；在人與世界的關系中，既有約束，又有建構。“社會性單位行動”試圖說明理論構建的中心問題是將這種微觀、中觀與宏觀層次的分析統一起來，以解釋人的行動問題，從這一視角出發，可以為個體與結構的關系提供有說服力的解釋。

　　解決結構與行動的關系問題需要將個體、集體和社會這三個層次聯結起來，考察它們之間的互動。這一研究的邏輯是以個體為起點，探討有目的的個體行動是如何導致無意圖的、非預期的集體行動結果的，這些新的結果又是如何漸漸地凝固成結構的，凝固而成的社會秩序是如何限制和使個體產生意識和行動的。因此，結構與行動的關系問題具有重要的規范意義，因為人類社會秩序的基本問題就是處理個體間的價值沖突和協調社會價值，為此必須確立一定的行動原則，并讓個體的價值與這一行動原則或社會原則相協調，從而在一定的社會倫理的基礎上整合社會。簡言之，社會必須確立合法性。同時，結構和行動的關系問題還具有重要的實證意義，它關乎實證政治理論中的所有主要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