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之路”與絲路文明

　　“絲綢之路”一詞是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在1877年出版的《中國》一書中首次提出的，他把從中國的塔里木盆地通往中亞的道路稱為“絲綢之路”。“絲綢之路”后來被廣泛接受，用來指代橫貫歐亞大陸、溝通中國到地中海的東西方交通要道。但“絲綢之路”何時形成，學界有各種說法。一般認為，漢武帝時期張騫通西域，標志著絲綢之路的全線貫通。也有學者指出，中國的絲綢早就通過草原之路傳到歐洲，此前還應有一條“草原絲綢之路”。實際上，所謂的“草原絲綢之路”即使存在，也是時斷時通，絲綢的西傳主要依靠歐亞大陸游牧民族之間的不斷轉手來實現，而且他們以擄掠、戰爭為獲得絲綢的主要手段。

　　作為一種貿易交換物，絲綢被大規模地西傳是在張騫之后出現的。也就是從那時起，絲綢之路與希臘化文明或希臘化世界發生了直接的聯系。但事實上，兩個世紀之前亞歷山大帝國的建立以及希臘化世界的形成，早就奠定了后來絲綢之路的基礎。波斯帝國時期，從地中海到印度的道路已經連通。亞歷山大就是沿著這條路線一路征服到印度，并從印度河南下，分兵海陸兩路沿阿拉伯海岸回到波斯灣。這說明，當時從地中海到印度的海陸兩路都是存在的。亞歷山大死后，各希臘化王國雖呈對立之勢，但它們之間是相通的。即使遠在中亞腹地興都庫什山下的希臘式城市遺址，考古學家也發現了從德爾斐神廟帶來的人生格言和來自地中海地區的尖底雙耳罐。正是希臘化世界道路系統的存在，使得張騫一旦進入阿姆河流域，就意味著從中國到地中海的聯系得以溝通，同時也決定了未來絲路的基本走向。從這個意義上說，亞歷山大在絲綢之路的開通上發揮了與張騫同樣重要的歷史作用。

　　希臘化文明與絲路文明的交融

　　從公元前2世紀末到公元前后，雖然希臘人在中亞、西亞的統治逐漸萎縮，但絲路所經之處幾乎都是原來希臘人的控制與影響之地，希臘化文明的遺產隨處可見。張騫兩次出使西域，首次帶回了包含希臘化文明的信息。公元之后，貴霜、帕提亞和羅馬的東部在原來希臘化世界的廢墟上并立崛起，它們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希臘化文明的遺產。絲綢之路的延續意味著這些希臘化文明遺產影響的傳播和擴大，絲路沿線各國發行的具有希臘化特征的錢幣，各地區出現的具有希臘化文化因素的佛教犍陀羅藝術特征的雕塑、壁畫，以及仍然流行于絲路中心地帶的希臘文字，都是這種希臘化遺產傳播和影響的證明。

　　因此，不論從絲路的開通，還是從絲路經過的地區和絲路傳遞的文化信息來看，希臘化文明或希臘化世界及其遺產都與絲綢之路有著一種必然的、內在的、不絕如縷的聯系。可以說，如果沒有早已存在的希臘化世界，從中國到地中海絲綢之路的全面貫通不可能在漢武帝和張騫時代得以實現，中國文明與希臘文明也就不可能首先在中亞相逢；如果沒有絲綢之路，希臘化文明的遺產也就不可能在以中亞為中心的地區傳播、接受、改造、模仿，并最終傳至遙遠的中國，融入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之中。

　　當然，希臘化文明遺產之所以能被絲路沿線的其他民族所接受，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這些后來進入希臘化文明故地的帕提亞人、月氏—貴霜人、斯基泰人和嚈噠人都是游牧民族。他們沒有自己的文字，沒有帶來足以取代希臘化文化遺產的先進文化和生活方式，所以，為了生存和發展，尤其為了維持和延續自己的統治，他們或迫于無奈，或出于對先進文化的傾慕，自然接受了被征服地的文化。這種外來征服者由于自身文化的落后最后被當地文化所同化的例子，在古代游牧世界與農耕世界的互動中比比皆是。但希臘化文明遺產與這些游牧民族的關系由于絲綢之路的推動變得更為密切，則是一個典型的例外。

　　總之，不論在時間還是空間上，希臘化文明與絲綢之路二者之間都存在著一種必然的歷史聯系。這種聯系的時間范圍上溯公元前334年肇始的亞歷山大時代，下迄公元7世紀阿拉伯人的到來，大致相當于中國的秦漢到隋唐之際。從中國到地中海世界的歐亞大陸，則為這種聯系的建立提供了廣闊的活動空間。但這種關系到底通過哪些方式體現出來，它對世界歷史進程尤其是東西方文明之間的交流互動產生了怎樣的作用，作為絲路的起點和歐亞大陸的東端，古代中國在這種文明互動中扮演了何種角色，尤其是這種關系對于今天推行“一帶一路”戰略，與古代絲路沿線所經過的現代國家、民族建立友好合作關系能夠提供哪些啟示和借鑒，都是值得我們進一步探討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