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黨再特殊，本質上終歸還是政黨。政黨就必然有共同的規律需要遵循。取得政權只是政黨目標的第一步。政黨的共性是要掌握政權。一旦掌握政權，如我們所說，人民成了國家的主人，政黨就從它武裝奪取政權的特殊性回到把國家和民眾連接起來的一般性，成為體制內的關鍵因素，擔負起調整國家與社會關系的職責。說中國共產黨有一個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就是這個意思。不管是強調政黨對整個國家起領導作用，還是在別的國家根本沒有領導作用這一說，在現代政治中，政黨都架在國家和社會之間，首先起連接、溝通作用。這是認識政黨現象、把握政黨活動規律的一個基本框架。

　　透過這個框架，可以看到我們黨執政以來黨建的一個深層次問題所在：長期從事武裝斗爭的經歷，既給執政條件下黨建提供了豐富的經驗與養料，使我們有一個比較高的組織起點；同時，使黨建產生了強烈的“革命”路徑依賴。在這種情況下，當不得不同時面對國家和社會時，我們常常難以給自己一個正確的定位。實際情況往往是，要么身子已成了執政黨，思維還停留在革命黨，把公權力放到對立面上去；要么一屁股坐在國家權力一邊，把黨的工作和公權力運行攪和在一起，黨政不分乃至養成了離開行政權力就不會領導的習慣。

　　如果說，經歷了近40年的改革開放，前一種狀況已經得到根本性的改變，那么后一種狀況則改進不明顯。大量例子都可以反映出這一點。這在基層黨建方面就非常典型。一方面，“支部建在連上”歷來是我們基層黨建的邏輯起點，也是我們制度的一個巨大優勢。我們必須保持和發揮這一優勢。另一方面，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確立，基層自治制度也發展起來。基層黨建的重要職責就是保證黨對基層社會的領導，因為“基礎不牢，地動山搖”。但這里就出現了一個問題：加強基層黨組織建設，發揮黨的領導作用，是要領導老百姓發展自治制度，更好地保證老百姓當家做主，還是主要保證國家對基層的有效控制？當然，最理想的狀態是把這二者統一起來。

　　但很顯然，在相當一部分黨員和干部看來，基層黨組織理所當然地體現為國家權力在基層的延伸。于是，基層黨組織被賦予了各種各樣的行政功能，變成國家權力的工具和政府的一條腿。雖然這樣一來，政府的行政指令能夠在基層得到貫徹、落實，但同時，也使得基層黨組織很難實際地領導基層自治的發展。這種狀況，與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要求顯然是不相適應的。基層黨組織轉變功能，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改變理念，從加強社會建設、提高社會組織化水平的角度來思考問題。而這一點，我們仍然做得不夠好。

　　搞不搞民主不存在選擇問題關鍵是提高民主水平

　　黨的建設科學化，意味著在黨建研究中要有科學的方法。科學的方法才能使我們對認識對象的邊界和度，有一個正確的把握。這里面，首要的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方法論。唯物辯證法和唯物史觀要求我們歷史地、辯證地、動態地、系統地看問題，不能脫離事物本身的內在邏輯。

　　舉民主為例。什么決定著該不該搞民主？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經濟決定政治。民主自然也是由經濟決定的。撇開古代不說，現代民主政治就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市場經濟承認人的利益訴求，鼓勵人們追求正當利益。有了利益，人們就要維護利益，就要自己的事情自己說了算，就要做主。這種做主，雖然還不是政治意義上的當家做主，但和政治民主之間不存在障礙，是一種無縫對接。

　　人們往往會聽到一種似乎有理的說法：中國人口中農民占多數、文化素質低，不適合搞民主。但這個觀點是立不住腳的。如果真的是文化素質決定著該不該搞民主，那么抗戰時期的延安民主就是一場笑話。那里的老百姓有多少文化？90%以上是文盲。但延安的民主不是一場笑話，而是一個令特別挑剔的西方記者都刮目相看的創舉。也正因為有延安民主的成功經驗，在回答黃炎培“歷史周期律”問題時，毛澤東同志才會自信滿滿地說我們找到了一條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