邁爾簡短的回應了梁贊諾夫的質疑后，就把爭論的焦點聚焦到梁贊諾夫是否是《德意志意識形態》手稿的“發現者”這一問題上。他認為梁贊諾夫對《德意志意識形態》手稿的“發現”是想象，根本不存在，因為“他根本用不著為‘發現'《德意志意識形態》手稿作這次旅行。我們真心地對他完成了全書的印刷( 盡管暫時還不是以原文語言) 表示贊許，但是人們根本用不著去發現那從來沒有丟失的東西。”在馬克思的1859 年《＜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已經有了關于此手稿的記錄，恩格斯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的1888 年單行本序言中重述了馬克思的觀點，因而讀過這兩篇序言的人都應該知道手稿的存在。

　　恩格斯去世后，馬克思恩格斯的文獻遺產委托伯恩斯坦和倍倍爾保管，因而馬克思主義研究者既知道《德意志意識形態》手稿的存在也知道去哪里能找到它。所以梁贊諾夫所謂《德意志意識形態》的手稿的“發現”是想象，手稿始終存在并沒有丟失，無需去“發現”它。這一問題也成為兩人爭論的核心問題。

　　從以上闡述中，可以知道這場爭論是因為梁贊諾夫在1923 年的報告中質疑邁爾的學術能力和學術規范而引起，爭論的核心是梁贊諾夫本人是否夸大了自己對《德意志意識形態》手稿的貢獻。《社會主義文庫》的主編也是德國法蘭克福社會主義研究所的首任所長格律恩貝格不想《社會主義文庫》成為雙方論戰的陣地，他尊重邁爾發言的權利并在《社會主義文庫》中發表了他的反駁文章《＜德意志意識形態＞手稿的“發現”》后，運用主編的權利強制停止了這場爭論。因此我們看不到梁贊諾夫對于邁爾質疑的直接回應，梁贊諾夫也失去了為自己辯解反駁的機會。對上述背景缺乏了解的學者，往往認為梁贊諾夫默認了邁爾的觀點，他夸大了自己的貢獻。在這場爭論被強制終止后， 1930 年梁贊諾夫遭遇政治劫難，他被開除出黨失去自由后被清洗。梁贊諾夫成為蘇聯學術界的禁忌，他的作品大部分被銷毀。而蘇聯之外的學術界也得不到關于梁贊諾夫本人和他的學術研究的信息，所以邁爾的文章《＜德意志意識形態＞手稿的“發現”》成為兩人爭論的結束。因為看不到梁贊諾夫的辯解，學術界往往以邁爾的文章為標準來評價梁贊諾夫對《德意志意識形態》手稿的貢獻。因而西方學者在論及梁贊諾夫對《德意志意識形態》的貢獻時，往往用“發現”這個充滿了諷刺與貶損之意的詞來進行評價。其實梁贊諾夫在爭論結束之后寫了一篇題為《德意志意識形態史》的文章，這篇文章是對邁爾質疑的另一種方式的回應與釋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