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禮的作用

　　道家以“道”為最高的本體和萬物存在的終極依據，認為人類社會如果能按照大道的規律生存發展，就能和諧有序的長久存在，達到無為而無不為的理想境界。但人類社會的發展早已偏離了道家設想的理想世界，各種邪惡現象充斥現實社會，所以道家雖然一方面反對禮，強烈抨擊禮的各種弊端，但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承認禮在現實社會中的巨大作用。

　　與老子的超越性和理想性相比，《文子》更具現實性和功利性。與孔子的“有道則現，無道則隱”不一樣，《文子》主張“有道則隱，無道則現”——天下有道，隱逸修身，淡漠世事；天下無道，則憤而出世，匡扶天下，表現出一種不拘泥于一己小利的積極救世情懷。因之，在《文子》看來，理想的圣人形象，并非如老子所言“圣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20)，而是時刻關心天下治亂和百姓安危，日夜不忘為天下百姓興利除害：“圣人之從事也，所由異路而同歸。存亡定傾若一，志不忘乎欲利人也……圣人之心，日夜不忘乎欲利人，其澤之所及亦遠矣。”(21)“夫至人精誠內形，德流四方。見天下有利也，喜而不忘；天下有害也，怵若有喪。”(22)“圣人不恥身之賤，惡道之不行也，不憂命之短，憂百姓之窮也”(23)。秉著這種現實的、功利的目的，《文子》對于禮在現實社會中的作用就有非常清醒的認識：“圣人之道曰，非修禮義，廉恥不立，民無廉恥，不可以治，不知禮義，法不能正；非崇善廢丑，不向禮義，無法不可以為治，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孝者，不能使人孝，能刑盜者，不能使人廉。”(24)不知禮義，老百姓就會不知廉恥，而沒有羞恥之心，老百姓就會無惡不作，即使嚴刑峻法也無濟于事。如果不能正常的行法，天下必定大亂，要維持天下的有序，禮就不可缺少。對于禮在現實社會中的作用，即便高蹈如道家，也無法不承認。《文子》視禮為治國的四經之一：“故德者民之所貴也，仁者民之所懷也，義者民之所畏也，禮者民之所敬也，此四者，文之順也，圣人之所以御萬物也。君子無德則下怨，無仁則下爭，無義則下暴，無禮則下亂，四經不立，謂之無道。”(25)禮與德、仁、義一起構成圣人治理天下、統御萬物的四種手段，沒有了禮，社會就會混亂不堪，禮的重要性于此可見一斑。

　　對于禮的作用的認識，《文子》與老莊有較大出入，而與其后的稷下道家有明顯的共通之處。老子是反對世俗之禮的(26)，因此他認為禮的出現，是人與人之間忠信不足的標志，有可能成為天下大亂的罪魁禍首。莊子也認為“澶漫為樂，摘僻為禮，而天下始分矣”(27)，“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指仁義禮樂等)，存可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臠卷囊而亂天下也”(28)，仁義禮樂，破壞人的天然本性，使天下失其常然，不足以治世卻適足以亂世。與老莊的出世不同，稷下道家不乏入世的情懷，并抱有經世的雄心，因而，援禮法入道，道德與禮法并提：“虛無無形謂之道，化育萬物謂之德，君臣父子人間之事謂之義，登降揖讓、貴賤有等、親疏之體謂之禮。”(29)在此前提下，稷下道家強調了禮作為治國四維之首的重要地位：“國有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30)稷下道家的這種說法，與《文子》視禮為治國四經之一的說法如出一轍，究其原因，自然是二者對現實世界的積極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