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這一主張，胡炳文非常重視理論的貫通。他給自己的著作取名《四書通》和《周易本義通釋》并非吹噓學問高深，而是要表達其治學理念。在胡炳文看來，六經是圣人之學的承載，也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易學博大精深，看起來自成一系，實際也不出于圣學之外。他強調：

　　天下之動非但陰陽之運動，凡人之動而行事與夫一念之動皆是也。觀會通以行典禮，不會則于理有遺闕，如之何可通？不通則于理有窒礙，如之何可行？通是時中，典常是庸，如此而行則吉，背此而行則兇。系辭以明之，故謂之爻。(《周易本義通釋》，第209頁)

　　胡炳文肯定了世界是運動變化的，大到四時更替，小到一念之動，要想在運動中時刻把握中的原則，一方面要樹立“典常”，另一方面則要會通萬事萬物，如此才能實現“一以貫萬”，以不變應萬變。對事物的會通必須建立在充分理解事物特殊性，即“知時達變”的基礎上，因此說“通是時中”。所謂“典常”則是千古不易之理，是中庸之道，“觀會通以行典禮”正是要求在變中把握不變，通過時中來實現中庸。

　　就其主要著作《四書通》和《周易本義通釋》來看，胡炳文經常在二者之間相互說明，如引《周易》解《中庸》或者用《論語》說《周易》。在這兩書之中，他都大量運用了比較說明的方法，如《四書通》中論“復心”、“復性”、“復氣”；《周易本義通釋》中對相關聯的卦、爻、爻辭、爻位等的廣泛比較。而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在《四書通》中，胡炳文比較的目的多是求同，如：他認為“復心”、“復性”、“復氣”其實都是要“復其初”，而方式歸根結底都是要“寡欲”；而在《周易本義通釋》中，諸多比較卻都是為了求異，即要通過分析，得出此卦此爻不同于其他的獨特之處，上文論“時”部分的引文亦可體現這一特點。

　　求同與求異并非偶然，胡炳文擅于用“理一分殊”的方法來構建其思想體系。從這一角度看，他注解四書之意重在探求理一，解《易》的任務則是要講明分殊，這二者是相輔相成，不可分離的。胡炳文在《四書通》中多次論“中”，如“帝王之道不能外一中字”(《四書通》，第324頁)；“堯舜以來相傳只是一中字”(《四書通》，第242頁)；“大中至正所以為圣道之準，過中失正便易為異端之歸”(《四書通》，第115頁)。而他在講“本心”時，也曾說過“自堯舜以至夫子，圣圣相傳，只傳此心。”(《四書通》，第63頁)以“理一”的標準來看，似乎自相矛盾：圣賢所傳，究竟是“心”還是“中”？胡炳文認為，“中”是人的意念行為與理相合，無過無不及，“此一中字，即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四書通》，第652頁)，太極即理，而本心又與理“渾乎為一”(《四書通》，第139頁)，傳此心便是傳此理，也是傳此中。“守其本心之正者即所以守此中”(《吳守中字說》，《云峰集》卷四)，二者是一體的，恰當地存有本心便可以自然得中，“天下之大，運之在心，此心之用，稍有過不及，即非中，非中則四海困窮，而天祿亦永終矣。”(《四書通》，第323頁)

　　如此，“本心”與“中”為“理一”，憑借本心之發用在具體事務中實現“時中”則是“萬殊”。胡炳文強調：“一部《周易》只是一時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時也。”(《四書通》，第495頁)“知時達變”、“隨時以處中”是《周易》的主題，也是對分殊的探討，想要教會人在具體的情境下該如何自處。而“達變”與“處中”最終所依賴的還是可以“具眾理應萬事”(《四書通》，第15頁)的人之“本心”。因此，要想完全把握時中，歸根到底還是要通過理學存心而致知的方式不斷修養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