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蒙古史詩的句法研究中，也指出有類似現象：例如，詩行“Asar ulagan Honggor”(阿薩爾烏蘭洪古爾)是一個核心的特性修飾語，在《江格爾·鐵臂薩布爾》(演述記錄本)詩中一共出現了33次，其中多次在核心特性修飾語前面添加了附加修飾語，“aguu yehe hüchütei”(有著偉大力氣的)，變成“Aguu yehe hüchütei/Asar ulagan Honggor”。另外一個例子是詩行Hündü gartai Sabar(鐵臂薩布爾)，在這個詩章中一共出現了23次，其中16次添加了附加修飾語Hümün nu nachin(人群中的鷹隼)，從而形成一個雙行對句的特性修飾語“Hümün nu nachin/Hündü gartai Sabar”(人群中的鷹隼/鐵臂的薩布爾)。這不算完，在這個對句的前面，有4次添加了四行修飾性成分“Ama tai hümün/Amalaju bolosi ügei/Hele tei yaguma/Helejü bolosi ügei”，從而變成一個6行的人物特性修飾語(有嘴巴的人們/都不敢談論的/有舌頭的生靈/都不敢嚼舌的/人群中的鷹隼/鐵臂的薩布爾)。我在這篇英文文章中做了如下圖示，總結蒙古史詩中僅是人物的特性修飾語就會有多種伸縮格式的情況：[13]

　　在蒙古史詩中，這種創編技巧是隨處可見的，如裝扮、備馬、出征、宴飲、傳令、搏殺、戰陣等場景，都有類似的處理策略——或極盡繁復的形容，或有骨沒肉的一帶而過，簡直可以說是收放自如，使用范圍之廣，技巧之復雜多樣，達到驚人程度。由此可以推想，一則故事經過大幅度增加修飾成分或大幅度刪減這些成分，結果會是多么的不同。

　　總之，在一首口頭史詩中，修飾策略或繁或簡，就可以給篇幅帶來巨大的差異。這是大量田野報告已經證明的。那么，無論設定的門檻是多少詩行，都會出現過了門檻則升格為史詩，不及則降格為敘事詩的后果。這會帶來很大的困擾。

　　根據主要從德國發端的“歌的理論”，⑨長篇敘事詩大都是由較為短小的歌逐漸匯聚形成的。這個說法得到一些材料的支持。例如，根據黃寶生先生轉述奧利地梵文學者溫特尼茨(M.Winternitz)的觀點，印度大史詩《摩訶婆羅多》的成書時代“在公元前四世紀到公元四世紀之間”。“至于《摩訶婆羅多》在這漫長的八百年間的具體形成過程，學者們經過多年探討，現在一般傾向于分成三個階段：(1)八千八百頌的《勝利之歌》(Jaya)；(2)二萬四千頌的《婆羅多》(Bhrata)；(3)十萬頌的《摩訶婆羅多》?！盵14]根據梵文專家的研究，這部大史詩是由一些相對比較短小的部分，在幾百年間逐漸匯聚為大型史詩的。蒙古史詩專家仁欽道爾吉認為，蒙古史詩也經歷了從單篇史詩(普遍比較短小)，逐漸發展為串聯復合史詩(普遍中等篇幅)和并列復合史詩(《江格爾》《格斯爾》等大型史詩)的。蒙古史詩的發展演變史也印證了口傳史詩這一明顯的生長過程，也就是篇幅逐漸增大的過程。[15]在當代仍然處于傳承活躍階段的不少口頭史詩傳統，可以看作是仍處于“生長期”的史詩，如藏族《格薩爾》，持續有新的詩章涌現出來。基本可以這樣說，對于仍處于流傳中的史詩而言，由于其篇幅遠未固定下來，以篇幅衡量它的努力就是徒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