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獨有偶，亞氏倫理學的現代研究者大都采取了上述virtue倫理學的基本立場，也即認為virtue獨立自足且之于活動具有奠基性和優先性。當然他們主要關注的并非判別行動的對錯問題，而是活動的定向問題。希爾曼在探討亞氏virtue理論的專著中直接把virtue與獨立于活動的品性(character)等同，認為“品性為活動提供了一種特定的可說明性與模式”。(Sherman，1989：1)相似地，科爾澤把virtue界定為“在完全不同的情境類型中正確地行動與感受的傾向”。(Curzer，2012：3)安娜絲同樣是把virtue作為一種“穩定的狀態”，即一種“活動傾向”(Annas，1993：50)。埃爾文甚至認為亞氏倫理學的首要主題“并非幸福，而是virtue”，幸福只是作為完全的virtue“促進人類活動的最好實現”。(Irwin，1990：373)

　　由此可見，不論是現代virtue倫理學，還是亞氏倫理學的現代研究者，基本上都直接把virtue理解為品性或傾向，而行動或活動又必須以此為前提。下面將表明，這種對virtue的理解只是繼承了亞氏aretē思想的一面。而這種片面性恰恰遮蔽了行動或活動(action/energeia②)的豐富性及其在整體生活(包括virtue)中的奠基性。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與現代virtue倫理學及研究者立足或著眼于virtue不同，亞氏倫理學的首要旨趣是幸福(eudaimonia)而非aretē，而幸福又是通過行動或活動得以界定和構成的。這就關涉到對幸福、行動(活動)以及aretē的含義以及它們相互之間復雜關系的理解。

　　如果只參照亞氏的目的排序模式，則很容易把aretē僅僅作為達到幸福這一終極目的的手段。因為亞氏明確講：“我們通常只因其自身之故而從不因它物選擇幸福；而對于榮譽、快樂、努斯以及諸種aretēn而言，我們確實是出于其自身之故而選擇它們，不過我們也是為了幸福之故而選擇它們，相信它們會是獲得幸福的途徑”(1097b5)。③由此很容易得出赫斯特豪斯的結論：“一種virtue就是一個人需要繁榮或幸福的品性?！?Hursthouse，1991：226)果真如此嗎?為了厘清這個問題，即，為了把握幸福與aretē的復雜關系，我們必須借助亞氏對幸福最為根本的界定。業內公認，亞氏對幸福或人之善的根本界定是在其著名的“功能論證”之后給出的，其核心規定是“energeia kata aretēn”(1098a17)。這里aretēn一般英譯為virtue，而virtue一般又像virtue倫理學及現代研究者那樣直接被理解為長期形成從而具有穩定性的“品性”或“傾向”。這種理解似乎在下述亞氏自己對aretē的界定中也可得到支持。在排除了情感和能力之后，亞氏把aretē在種屬上歸為heksis。而根據《范疇篇》的界定，heksis具有“穩定性與持久性”(8b28)，我們可譯heksis為“品性”，也即英譯的character。然而，亞氏認為“heksis也可以成為diatheseis”(9a11)，二者屬“性質”中的同一個小類。Diatheseis是易動或易變的，我們可譯為“狀態”。如此，aretē既可以作為品性，也可以作為狀態。如果按照Ross把aretē譯為excellence(優秀)的話，那么aretē既可指優秀品性也可指優秀狀態。而這恰恰正是亞氏的意思：“每種aretē都既使得它的擁有者好，又使得那事物的功能活動完成得好?！R的aretē既使得一匹馬成為好馬，又使得它跑得快、坐得穩并能沖鋒陷陣。如果所有事物的aretē都是如此，那么人的就既使得一個人成為好人，又使人活動得好?！?1106a20)其中前一方面顯然是指優秀品性，而后一方面則指優秀狀態，這兩方面又是可相對分離的。

　　揭示energeia kata aretēn的復雜含義不僅在于對aretē的解釋，而且必須參照對kata的理解。通常對kata的英譯是in accord with或in conformity with，都可中譯為“按照”。而根據余紀元先生的看法，“在古希臘語中kata這個詞也有‘表達(expressing)’、‘展現’(exhibiting)等意思”。(余紀元，2011：59)如此，結合上面揭示的aretē的兩個方面，那么對energeiakata aretēn至少有下述幾種可能的理解，即，幸福是：A.按照優秀狀態的活動；B.按照優秀品性的活動；C.展現優秀狀態的活動；D.展現優秀品性的活動。顯然，如果借用麥克道威爾的說法，A、B是由外到內的(outside in)，而C、D則是由內到外的(inside out)。(McDowell，1999：121)所謂“由外到內”，是指外在地模仿典范或按照外在規范行動，而“由內到外”則是活動自身內在地體現出優秀的狀態或是與優秀品性內在一致。由于亞氏的功能論證就是要突出功能或活動發揮得好，因而此語境中對“幸福”的界定顯然是由內到外的，即，幸福是展現優秀狀態或優秀品性的活動。這也表明對幸福的理解并不像virtue倫理學及現代研究者認為的那樣必須借助于作為品性的virtue，而是需要奠基于活動；活動與幸福的關系也不是手段與目的的關系，而是內在構成關系：活動得好本身就是幸福。而作為優秀狀態的aretē也正是活動的優秀狀態：優秀活動或活動得好；亞氏在《形而上學》中也指出：“aretē與惡劣……標志運動或活動的種差。”(1020b20)因而可以說，這種aretē是內在于活動且使得活動自身完滿的性質。這反過來也表明活動自身具有完滿的可能性，即，活動自身具有不受外在限制的自主性與自足性。下面從三類主要活動來看其aretē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