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不智”“不道”“不敢”三點，韓愈明確提出“子夏不序《詩》”。在韓愈之前，《詩》學研究皆認為“子夏作《序》”，這種說法確立了《詩序》的權威地位，也決定了漢唐經學家關涉政教的說《詩》趨向；而韓愈一出，大刀闊斧地就要顛覆“子夏作《序》”，公然挑戰《詩》學權威、懷疑經典，這在《詩》學研究史上簡直是劃時代的聲音。從漢唐以來，學者一直視為金科玉律的“子夏作《序》”之說，被韓愈一下子拉下神壇，而韓愈敢于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韙，其原因及目的究竟是什么？這種觀念，對之后《詩》學發展又有什么影響？這是我們在計較韓愈之說有多少合理性外，更應該探討的問題。

　　韓愈顛覆“子夏作《序》”其實是與重建儒學密切相關。韓愈對“子夏作《序》”的否定，是順應了大歷后所形成的對傳統學術的懷疑大趨勢。大歷學風務求標新立異、以己意說經，多反駁傳注舊文；發展到貞元、元和之后，這種反駁之風上升為對經典本身的質疑，并開始出現肆意增補、刪改經文的動向，如白居易補《湯征》；陳黯補《語誥》；林慎思著《續孟子》；沈朗新添堯、舜、禹詩并《文王》詩四篇，置之《關雎》之前(29)；柳宗元著《非國語》(30)，等等。在這樣的學術氛圍下，韓愈也展開了對經典的系統性思考，否定“子夏作《序》”只是其中之一。此外，韓愈還否定《孟子》乃孟軻自著(31)，否定《論語》舊注(32)，并因此構建起新的經典系統。《原道》篇云：

　　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于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為道易明而其為教易行也。(33)

　　此處確立了以《詩》、《書》、《易》、《春秋》四經為主的新經典系統，將原來孔子納入“六經”的禮、樂劃入法制體系中。表面上看來，這只是典籍歸類的細微變化，很容易就被忽略了，而仔細考究便會發現，這一變化其實是對文化傳承系統的重新調整，它將改變世人對“禮樂”的既定接受，“禮樂”不是作為修身養德的一部分，而是作為硬性規定的、必要遵守的法規。在德治與法治的天平上，韓愈是有一定偏頗的。韓愈對文化系統的建樹，還有首次闡揚《大學》之義，《原道》篇將《大學》也列為經典。《大學》是《禮記》中的一篇，漢唐以來，并沒有特別稱道者。韓愈特意將《大學》的“修齊治平”“正心誠意”單獨拿出來，與先王之教相關聯，“提供了一個溝通心靈道德培養與國家秩序治理的思路”(34)，使《大學》從個人修養的準則變為治國安邦的經典，是其意義所在。除此，韓愈又倍崇孟子。周秦之際，儒家中孟荀二派并峙。西漢時荀學為盛，僅揚雄對孟子有相當之推崇；此后直至韓愈一倡，孟說方大行，“《孟子》一書，遂成為宋明道學家所根據之重要典籍焉”(35)。《昌黎文集》中提到孟子達24次之多，其云：“求觀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36)《孟子》也被韓愈劃入經典系統中。則經韓愈之手，孔子的“六經”系統轉變為“四經”與《大學》、《孟子》。爾后，朱子就是在此基礎上確立了“四書”，承載著一套以“理”為核心的新意識形態話語系統。世人言“四書”系統對宋以后的中國文化影響之大，往往將朱子奉為神明，殊不知韓愈的開創之功，實在可惜。

　　從否定“子夏作《序》”到確立新的經典系統，韓愈的本質目的是為了重建儒學。其實，韓愈曾明表心跡：“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于道者著之，離于道者黜去之，故《詩》、《書》、《春秋》無疵，余欲削荀氏至不合者，附于圣人之籍，亦孔子之志與？”(37)孔子確立“六經”，構建的是一個傳承文化的經典系統，人君循之則國治，士人修之則大吉，“其微言大義實可為萬世之準則”(38)；韓愈要繼孔子刪述之志，所以他整理典籍、確立新的經典系統，其目的就在于要重新激活民族文化的傳承系統，要重建儒學，以維系世道人心。而韓愈顛覆“子夏作《序》”，就是重建儒學中隸屬于整理典籍的一部分。韓愈重建儒學的舉措又見諸所著《原道》、《原性》、《原鬼》等，從理性思辨的角度架構儒家關于性、命的學說，以奪回儒學在思想領域的霸權；更有，韓愈為闡明儒學的正統地位，以排斥佛、老，建構了歷史第一個傳道譜系，首次發表了“道統”思想，之后遂成為宋明道學家“致君行道”的思想武器。李翱談及韓愈，云：“六經之風，絕而復興。”(39)皇甫湜云：“(先生)抉經之心，執圣之權，尚友作者，跋邪觝異，以扶孔氏，存皇之極。”(40)歐陽修云：“貞元、元和間，愈遂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障堤末流，反別以樸，劃偽為真。”(41)韓愈的功勞不僅在于復興儒學、抵觸佛老，使文化正脈回到儒家的經典系統；也在于啟發了宋代新的儒學思想及學術格局的形成。顛覆“子夏作《序》”，就對宋代的《詩》學研究有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