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見，韓愈顛覆“子夏作《序》”，乃造就了宋代的《詩》學格局——以守《序》與反《序》兩大派別為主。一方面，守《序》派雖推崇《詩序》，但并不盲從，如歐陽修云：“吾于《詩》常以《序》為證也，至其時有小失，隨而正之”(52)；程子直言“《序》之誤也”(53)；王安石明辨《詩序》未允(54)等，這些意見都是從情理出發，著眼于《詩》本身。另一方面，反《序》派以朱子為代表，否定《詩序》，“以為皆是村野妄人所作”，故主張去《序》說《詩》。朱子著《詩序辨說》專論《詩序》之失，又云：“此《詩》之為經，所以人事浹于下，天道備于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于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于此矣。”(55)這段闡釋中，所提到的“天道”、“理”、“情性”、“言行”及修齊治平，都是屬于理學討論的范疇，朱子已完全是從理學的角度來定義《詩》。朱子反《序》、探求《詩》理，便形成了與《詩經》漢學相抗衡的《詩》學新系統，更成為了元、明兩代奉為圭皋的《詩》學新權威。

　　所以，由韓愈所引發的關于《詩序》的爭辯，其實是意識形態領域的鼎故革新。在宋代脫離《詩序》、全憑己意解《詩》的過程中，整個《詩》學系統經歷了一次大換血，其本質原因是，宋代以“義理”為核心的新意識形態系統，替換了漢唐以來以“禮樂”為重的舊意識形態系統。漢唐《詩》學總是從政治教化的方面來闡釋；而宋代《詩》學是從“天理人欲”的角度來闡釋。因此，在宋人拋卻《詩序》的背后，本質上是一場意識形態領域“新陽改故陰”的大革命。正是“治宋學必始于唐，而以昌黎韓氏為之率”(56)，中唐是唐、宋變革的過渡階段，韓愈則是啟發宋學的關鍵人物。

　　①劉毓慶：《歷代詩經著述考》，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第14—15頁。

　　②孔穎達：《毛詩正義》，《十三經注疏(校勘本)》，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第269頁。

　　③王肅：《孔子家語》卷九，《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95冊，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86頁。

　　④陸德明：《經典釋文》卷一，《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82冊，第366頁。

　　⑤《隋書·經籍志》，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918頁。

　　⑥《史記索隱》云：“子夏文學著于四科，序《詩》傳《易》。”見《史記》卷六十七，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220頁。

　　⑦劉毓慶、郭萬金：《從文學到經學——先秦兩漢詩經學史論》，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23—24頁。

　　⑧孔穎達：《毛詩正義》，第263頁。關于大、小《序》之分大致有四種觀點，除陸德明所引外，第二種是成伯玙認為，《關雎序》乃《大序》，其余眾篇之前為《小序》(《毛詩指說》，《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0冊，第174頁)；第三種觀點是朱熹認為，“詩者，志之所之也”至“是謂四始，詩之至也”乃為《大序》，其余為《小序》(《詩序辨說》，《續修四庫全書》經部第56冊，第262頁)。第四種是程大昌認為，“如‘關雎，后妃之德也’，世人之謂小序者，古序也；兩語以外續而申之，謂大序者，宏語也。”(《考古編》卷二，《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52冊，第10頁)。文中鄭玄所謂的大、小序是指陸德明提及的分法。

　　⑨王鴻緒：《詩經傳說匯纂》卷首下，《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3冊，第1頁。

　　⑩程顥、程頤：《二程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25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