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哲學倫理學的任務都是對道德的研究和解釋，為道德觀念、道德規范提供更適當的表述。古謝伊諾夫認為，倫理學對待道德的古典態度從來沒有對道德自身提出懷疑，一直認為道德是個人和社會生活中有價值的因素。但到19世紀中期以后，在哲學倫理學中出現了對道德自身的否定和批判，以尼采和馬克思為代表。尼采認為，道德是意識的奴性形式，是人類軟弱的表現，應當拒絕道德，超越善惡。馬克思認為，在階級社會里道德是統治階級借以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勞動大眾的意識形態，是社會意識的異化形式，應當加以克服。這種批判的后果之一是使得哲學倫理學陷入危機之中，結束了古典哲學倫理學中的雙重結構特征。

　　20世紀中期之后，隨著應用倫理學的出現和迅速發展，哲學倫理學面臨應用倫理學的嚴重挑戰。在應用倫理學中，道德不再被放在理想的前景中加以考察，不再關注善的理念、美德的本質及普遍道德義務問題，道德主要被理解為經驗現象，成為具體社會生活中人際關系的組織方式，針對不同領域和不同境遇有不同的道德標準。古謝伊諾夫的基本觀點是，(1)應用倫理學的存在和發展也是因為古典哲學倫理學自身變得無力的結果；(2)但應用倫理學不能容納全部道德問題，倫理學仍然需要哲學的立場和方法，哲學倫理學的實踐意義在于，它是哲學借以進入生活實踐的主要途徑；(3)現代哲學倫理學的任務是試圖在人的活動里找到一個完全由人自己來創造和支配的自由空間，這就是道德行為領域；(4)這個領域的核心問題是“我應該不做什么”，這種“否定式倫理學”比肯定式倫理學具有更大的道德實踐意義②。

　　在古謝伊諾夫看來，應用倫理學不能包括超越現實處境的最高道德理念問題。境遇倫理學研究人在現實生活處境中怎樣選擇符合道德的行為問題。麥金泰爾不同意康德關于在任何情況下都應遵循“不可說謊”這一道德原則的觀點，認為在必要處境下可以說謊，這也符合另外的道德原則，比如社會正義的原則。因此，境遇倫理學的道德標準要求我們做出在給定處境里能夠允許的最好行為，也就是應該選擇最小的惡，即便這一行為以犧牲個人的道德純潔性為代價。這樣的具體道德原則和行為指導，無疑是非常具有實際意義的，也是完全合理的。但應當注意的是，這里仍然把個人的道德純潔性看作被犧牲的代價，把合乎處境的最好行為看作惡，即便是最小的惡。也就是說，在境遇倫理學所關注的現實層面的道德原則之外，還有一種理想層面的道德原則，即人對道德純潔性和道德自我完善的追求，還有更高的善惡標準。這些道德現象的來源和基礎問題，正是哲學倫理學的研究對象。

　　針對境遇倫理學遇到的道德兩難問題，哲學倫理學有自己的立場。一輛有軌電車在岔路口剎車失靈，無論向左向右都會撞人，左邊1人，右邊5人，司機該怎樣操作?在這種境遇下，顯然，任何一個正常的司機都會選擇向左，即用較少人的死避免更多人的死。但怎樣對司機的行為進行道德評價，則顯示出境遇倫理學與哲學倫理學的不同標準。境遇倫理學認為司機的這個選擇不但是迫不得已的，而且在道德上也是正確的，也就是得到了道德的證明。雖然他的行為也造成了客觀上的殺人，但相對于他陷入其中的現實處境而言，“不可殺人”的最高道德要求就成為次要的了。哲學倫理學則認為，司機的這個行為雖然是不得已的，不負法律責任，但這個行為無論如何不能得到道德上的證明，最高道德律在此仍然發揮作用，表現為司機無法擺脫這樣一個意識，即他做了一件不應該做的事情。因為這個行為畢竟是他自己做出的，而道德律是不顧任何情境的理想標準。

　　哲學倫理學之必要性的另一方面表現在于，哲學也需要倫理學。古謝伊諾夫把倫理學看作哲學借以進入生活實踐的主要途徑。他指出了哲學進入人類活動和社會生活領域的三條途徑。第一條途徑是哲學作為世界觀來發揮作用，因為哲學可以提供關于世界的一般觀念；第二，哲學是思維訓練，它可以通過認識的方法，通過分析思維規律等途徑發揮實際作用；第三條途徑就是倫理學，這更為重要。倫理學被稱作實踐哲學，因為它研究人的行為，人的實踐。在古謝伊諾夫看來，哲學應當以另外的視角研究道德問題，這一研究不同于社會學、心理學、歷史學、生理學對道德的研究。哲學倫理學研究的不是作為社會現象、心理現象、歷史現象或生理現象的道德，而是道德主體自我決定的道德行為。道德行為就是可以完全自我決定和應當完全自我負責的行為。“在倫理學里，哲學總是回答兩大重要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在人的活動里，什么東西完全和徹底地依賴于作為理性存在物的人。哲學嘗試在人的活動里找到自由的空間。在這里，人是完全的主人，他的決定是終極的，他的行為不依賴于任何東西。第二個問題是，人通過什么途徑，如何來支配自己的生命，使之依賴于人自己。換言之，人應當如何作用于自己的生活，以便使其具有這樣的意義，即它總是最好的生活。可以這樣說，對哲學而言，倫理學和道德總是個體的、負責任的行為的領域。在這些領域，其他人不可能對此人提出任何指示，做出任何妨礙。在這里，一切都由他自己決定。”③